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中国人的捉奸热情令人惊讶。破门而入,堵在床上,挂上破鞋,五花大绑。有信来定是情书,面带笑大约怀春。单人外出,可视密约,男女同行,疑似通奸。旅馆监督,严格审查。小脚侦缉队,警民大联防。人人都是卫道士,各个都是革命家。人人看牢了自己下身,人人紧盯了他人下身。
“文革”的性压抑后遗症遗害中国人身心,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统计,在中国大城市,婚前没有接吻拥抱的夫妇竟然占到近半。这在发达国家文明社会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人类未来的性行为与性关系是何等情形的,恐怕谁也难以预设出一幅蓝图。但传统的道德伦理必将被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则是确定无疑的。恩格斯早就说过,面对偷情,我们不仅要问是否合乎道德,我们更应该问是否基于爱情。弗洛伊德认为,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由于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丧失,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马尔库塞则认为,只有爱欲得到解放,人类的解放才会到来。他预言:新人类遵循的是幸福原则,“这种幸福原则排斥一切道德标准”。
这些人类的思想家的思考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人的解放才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目标。尽管我们对于新的性道德、性规范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尊重人之为人,尊重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哪怕未婚者都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性解放的原则日甚一日地冲击着过时的陈旧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准则。这时,我们再回忆六十年代及“文革”十余年的性禁锢性惩罚,越发感到那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严酷的禁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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