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结合现实的需要,我们是否应该加强国别研究?
朱旭峰:不能简单地设定研究方向,智库研究的问题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乌克兰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这既是当地的地理历史,还涉及到很多人文,也牵涉到国际政治。所以呢,现在智库缺的不是要加强国别研究,而是要加强综合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的培养。其次,研究政策问题是需要甘于坐冷板凳的,国家需要去养这些甘于坐冷板凳的专家。这样万一有需求,就可以直接找出专家来,而且这些信息要非常全面,你知道哪里有这些人。但是问题是很少有这样对坐冷板凳学者的激励和支持,最后大家都去赶热点,哪里热就有钱,哪里有钱,学者生活就能改善。所以这样一套社会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本身也存在着激励机制的问题。
南都:那么智库的基础研究能力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
朱旭峰:我以为首先是要培养专家学者的能力,这不仅仅是智库自己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科学培养体系。作为专家,你如何去看待其他人的研究,如何建立自己的框架,如何表述自己的观点又能让外国人理解并认可,这些都属于总体的能力。这一点,任何一个学科都一样。其次,如果专家还希望有些政策影响,他们就需要除了纯学术研究以外的另一些特殊的能力。他们对一个问题能看得透看得全面。比如农民工问题,农民工问题到底是政治学问题还是社会学问题?根本无法归纳清楚。所以如果你要写一个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建议,如果只是社会学视角,或者经济学视角,政治学视角,这些都不是好的政策研究。对于决策者而言,他们看问题就很直接。你光提社会压力,农民工如何如何苦,就不考虑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可能需要考虑的财政的压力和约束,这种建议对决策者来说是没有用的。所以政策建议就是一种综合考虑。
智库核心功能是做研究影响政策
南都:是否智库不仅应该着眼影响政治,还应该多服务社会呢?
朱旭峰:智库的思想产品的最终消费者肯定就是政府。表面看起来智库的消费者很多,媒体,大众,学术机构都可以消费,有的是直接消费,有的是间接消费。但是从根本讲,还是要有政治影响。最近美国智库在社会舆论里非常活跃,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影响政治。所以我说的“需求”,不是指内参报告,而是指智库对所有政策问题的影响。
南都:前一段时间官员上M BA成为一个热点,很多人指出这是因为没有比较好的官商沟通平台,也有意见认为官商沟通,应该是智库扮演的角色,你怎么看?
朱旭峰:智库确实有着作为一个政商以及市民社会沟通桥梁的作用,但这是智库的一个非常次要的功能。智库的核心功能就是做研究,提供智力产品。当然智库会搞很多活动,这些活动会提供市民社会、商人和官员交流的机会,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副产品。我们不能说建一个智库就是为了增强政商交流,政商交流应该有别的机制。像日本就有“审议会”,你要制定政策就专门去找那些企业,请企业家过来坐坐。所以政商沟通机制是需要别的方式来建的,智库的一些活动确实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但是这仅仅是副产品。
南都:那么对智库而言,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朱旭峰:首先是要提高研究能力,这是智库安身立命的法宝。第二,就是要提高国际化水平,能具备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并交流的能力。我先不说中国的智库的国际排名靠后,这没有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你的观点不仅是给国内政府看的,还可以给国外政府看到。给国外政府看,也是为了本国利益。智库的国际交流就是为了提升国家软实力,也是二轨外交。第三,政府目前提倡新型智库,所谓的新型智库就是指过去那些智库不一样,可以做一些新型组织形式的探索,新的实践。其实呢,这种探索过去也一直都有。比如CCIEE,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过去从来没有哪个智库是成立为社团的,CCIEE据我了解是第一个注册为社团的智库。过去民间智库一般注册为一个民办非企业单位,也有不少就直接注册成企业单位。社团其实是会员制的,CCIEE作为社团,又和传统的学术团体不同。它本身的会员不是专家,而是企业会员,企业会员必须交会费,这样就给智库带来比较常态的预算。这是它的组织设计,也是一个创新。这些创新都是可以做的,扩大自己的资源,同时也发挥自己的优势。我觉得中国新建的智库,一开始就不要说你准备要建成一个兰德、胡佛、布鲁金斯,你要有本事先活下来吧。可能你开始的时候,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启动资金,折腾两年,然后钱没有了,你的摊子就散了。所以对一个刚刚成立的民间智库而言,机构负责人首先需要做的是考虑钱花光了怎么办。特别是未来还有很多事业单位改革,其中有些研究机构会变成二类三类,国家财政不是全额供养,都得自负盈亏。所以很多智库都要考虑如何维持自己的生存。
南都:目前中国智库的生存环境是否也需要改善?
朱旭峰:其实目前中国智库的生存环境还是挺好的。基本上中国智库还是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只是也存在市场竞争,也可以说靠本事吃饭,有本事的人就活得很好,没本事的就活不下去,这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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