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18年前奸杀案关键证据精斑莫名丢失(组图)

　　5篇内参引批示

　　“赵志红案”专案组组长告诉新京报记者，2005年，冯志明（现任呼市公安局副局长，1996年曾参与承办“4·9”命案）曾是赵志红案专案组成员，当赵志红供出他与“4·9”命案相关后，根据回避原则，冯志明随即退出了赵志红案专案组。

　　“赵志红案”专案组组长还介绍，赵志红所涉案件侦查完毕后，包括他在内，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呼市公安局等多人带着赵志红案和“4·9”案的卷宗，赴北京请示公安部。当时接待他们的是公安部刑侦局的领导。

　　“后来，刑侦局领导明确答复：呼格吉勒图这个案子办错了，你们回去向政法委汇报，并会同当地检、法机关协调处理。”

　　新华社记者汤计介绍，赵志红供出“4·9”命案后，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组成了以时任政法委副书记宋喜德为组长的“4·9”案件核查组，对案件进行复查。

　　该核查组一位领导曾告诉汤计：“核查组已经有了结论,以法律的术语讲,当年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的证据明显不足,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冤案。”但该核查组领导也强调：“但政法委不能改判，得走法律程序。”

　　“据我所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不久即组织了调查组，重新调查‘4·9’命案，结论也报给了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赵志红案”专案组组长介绍，至于内蒙古公安厅的结论为何，他不得而知。

　　但“4·9”命案始终没开启重审程序。

　　而在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志红案进行不公开审理时，公诉机关对赵志红招认的10起强奸杀人案中的9起提起公诉，唯独漏掉了“4·9”命案。

　　汤计说，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赵志红不能死，他要死了，呼格吉勒图案不就死无对证了吗？”他当即写了一份内参，呼吁重视赵志红案。在此前后，汤计先后写过5份内参，历陈应重视赵志红的供述、再审“4·9”命案。

　　2007年11月，汤计完成了第五篇内参，呼吁案件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案”。这篇内参发出后，引起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最高法从内蒙古调阅了“呼格案”的案卷，对案件直接予以关注。

　　“我的这份内参，当时中央有关领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都进行了批示，原本应该择日宣判的赵志红案件，被最高法叫停了，就再也没有开过庭。”汤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追问1】

　　“4·9”案为何一拖8年?

　　公安部领导意见在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要求重新调查4·9案的要求在后，为何4·9案重审一拖8年？昨日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与此有关的人士。

　　“再审程序其实很简单，关键是相关部门愿不愿意启动。”昨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对新京报记者说。

　　田文昌认为，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之所以没能再审，原因还是在人。

　　他说，案件再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此前国内多起案件中，均启动过再审程序。案件再审，“检察院可以以审判监督为由提起再审；法院也可以以案件复查缘由主导再审，当事人也可以到法院提出诉请。”

　　“程序很简单”，田文昌介绍，再审最主要还是在法院。“我认为此案之所以拖延如此长时间，主要还是在于相关部门想不想启动。”

　　另据记者调查，4·9案久无进展的另一个原因若纠错就会有很多部门受到影响。

　　“事实上，在内蒙古公检法系统内部，不少人已经认定呼格吉勒图确实被冤，但因为如果案件再审乃至平反，这就涉及人员问责和国家赔偿的问题，尤其是人员问责，这才是案件何以久拖不决的关键。”呼和浩特市一熟知此案的知情人向新京报记者如此表述。

　　他表示：如果“4·9”命案再审，呼格吉勒图确实无罪，那么呼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公检法系统当年的办案人员均有错，这其中不少人现已身居要职，他们该承担何种责任？这让体制内意欲推动此案再审的决策者颇费脑筋。

　　作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滑力加对公检法系统在“4·9”命案中的表现多有批评：当时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批捕、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等环节也没有把好关，“按照当下的标准，这个案件显然是不够批捕条件的，更不用说起诉了。”

　　【追问2】

　　精斑为何未对比又莫名丢失？

　　随着有关部门对4·9命案调查的不断深入，18年前那些隐藏在卷宗里的疑点，一些屡屡被漠视的重要证据，也正逐渐呈现在公众面前。

　　呼市公安局的前述退休领导告诉新京报记者，在诸多证据中，警方提取了受害者体内的凶手所留精斑，但这一核心证据并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

　　上述领导称，首先，警方并没有将呼格吉勒图的精斑与受害人体内的精斑进行对比，其次当赵志红供述了自己是4·9案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又莫名丢失。

　　对于这样的关键证据为何不鉴定？在“4·9”命案发生期间，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另一地分局局长的老警察说，这中间固然有办案人员的素质问题，即当时的要求是从严从快，具体办案人员认为其他证据足以支撑结论，所以精斑鉴定做不做无所谓了，因而存在“失误”。另一个原因还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这位人士介绍，当时办案经费非常紧张，最常见的例子是，如果某个警察需要配备警用装备，都需要自己掏钱向公安厅买，是否有经费支撑做精斑鉴定就可想而知。

　　“当时呼市没有条件做，要做鉴定的话，只能去北京、上海，经费不足不说，一次鉴定还要耗费几个月时间，这与当时快速结案的要求是不符的。”这位当时公安局分局领导介绍，“严打”期间，领导对各分局的破案率等都有排名，如果自己辖区内发生命案，迟迟未破就会落后，这使得几乎每个基层干警身上都有破案压力。

　　其次，在公诉环节，检察机关在“4·9”案件的处理中也有不当之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四级高级检察官滑力加认为，据相关报道显示，公诉人员在讯问呼格吉勒图时，当事人曾诉称自己是无辜的，且反映公安机关存在诱供的可能，这些都是疑点，作为公诉机关显然不能放过。在这份口供中，呼格吉勒图表示:“今天我说的全是实话，最开始在公安局讲的也是实话……后来，公安局的人非要让我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让我解手…… 他们说只要我说了是我杀了人，就可以让我去尿尿……他们还说那个女子其实没有死，说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

　　昨日下午，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主要领导、上述不愿公开姓名的那位退休警察证实有这份口供存在，“我亲眼见过”。新京报记者获悉，这份笔录形成于1996年5月7日晚上9时20分，讯问人为呼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和彭某。但这些疑点当年都未被法院重视，呼格吉勒图很快通过侦查、批捕环节，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并以流氓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案发61天后，刚满18岁不久的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