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前,争取补贴对于很多光伏和风电企业来说,就如同一些地方政府在发改委那里跑项目,尤其是一些大的民营企业和央企。在可再生能源采取标杆电价的背景下,财政补贴对于很多发电企业而言,意味着净收入。因为标杆电价往往被政府定得很低,这个价格下,如果没有财政补贴,企业基本都是亏损的。
可再生能源的标杆电价,也是由发改委价格司确定的。他们和能源局选择一些大型的示范项目,让企业报价,然后从这些报价中选择一个作为全行业的标杆电价。需要注意的是,最终公布的标杆电价,不一定是报价最低的。
在医药方面也是如此。价格司能够决定那些最终进入医保名单的药品、药品单独定价以及相关价格审批,是众多医药公司公关的重点对象。一种药品能够进入医保名单,意味着药费能够报销。通常情况下,就医者都会购买医保名录的药品,医院也都会为患者开出此类药品。因此,进入医保名单,对于不少医药公司而言是获取市场利益的重要一关。
发改委价格司人员编制并不多,但他们掌控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定价权。他们的每一项价格决定,都是对核心利益的一次切割和划分。这为他们招来不少骂名,但也让不少企业对价格司官员趋之若鹜。
三
在出事之前,发改委价格司的5名官员几乎都是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们知道外界对过多的、却又不透明的政府定价和价格管制行为怨言颇多,也知道价格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试图推进的诸多改革命题之一。
2008 年11月,在中国价格改革30周年之际,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发表署名文章称,必须始终把促进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必须始终把统筹兼顾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篇文章中,曹长庆说,“价格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物与物的价格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因此,推进价格改革,必须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但是2014年8月至10月价格司窝案的暴露,让人们明白,显然他们并没有处理好“价格关系背后人与人的利益关系”。他们以改革的名义,走进了利益的棋局,并最终在其中迷失。
如从外面看,价格司的官员可算是勤勉。他们经常到处调研,不断写出调研报告,当物价上涨时,到处灭火维持物价稳定。他们对一些外界普遍抱怨的利益集团也充满抱怨,比如,曹长庆在一次闲聊时,曾指责说,中国银行也收费几千项,一年收费3000亿~4000亿元,比利息都高,有些该收,但有些不该收,“我们找银监会清理项目,人家都不理睬,打电话也不接,去人也不见面,这是什么做派?”他接着抱怨道,电力方面,煤炭、电厂、电网也是一个又一个利益群体,现在各挣各的钱,违背节约化经营的基本经济规律。他认为国有企业垄断是根本问题。
但是价格司的官员似乎都天生具有一项本领,只需要一转身,换一个场合,他们就能很快和那些利益集团打成一片。
一个例子发生在2012年,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带队前往某大型石化央企的一油气田考查,在座谈会上,周望军的讲话始终围绕着天然气价格改革等话题,但是到了晚上,人们看到,他已经被这家石化央企油气田的高层请到了当地的一家歌舞娱乐场所。湖南人周望军,生性直爽,经常抱怨各种需要改革的内容,比如公务员工资,他说,公务员的工资低得实在可怜。他平时只抽一种烟,那是一种6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
若从绝对数据上看,价格司能直接决定的商品价格只有全社会的不到5%。历经30多年价格改革之后,中国实现了95%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主导,但这5%的存在,能决定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成本和水平。价格司,成了中国价格改革进程中最后的利益堡垒。
四
在最近十多年间,价格司所推崇的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公共服务价格改革等进展缓慢,电价改革等甚至一度停滞。价格司一直主张循序渐进、满足各方意愿的改革。这让诸多问题拖延至今,久而不决。
激进的专家认为,过去几年间,中国能源价格改革几乎止步不前:火电领域,过去由于煤电顶牛的长期存在,政府出手干预,被认为改革出现了倒退;能源价格改革, 电力体制改革,打破垄断、推进新能源发电的商业利用方面,也一直受到指责。国家能源局的官员以他们的无力感来为自己开脱。一位官员说,能源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价格,能源局根本不具有定价权。不动价格,很多东西也就都动不了。
在2014年反腐风暴的映衬下,这是一种听来略显滑稽的开脱。国家能源局和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是目前落马官员最多的两个部委。国家发改委系统落马的最大“老虎”刘铁男,同时还曾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两个部委在一个大院办公,人员彼此熟悉。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组合。
2014年9月30日下午,在新一轮反腐风暴中,国家发改委召开全委干部大会。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演讲题目是,“大喝一声,猛击一掌,警醒起来,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徐绍史称,国家发改委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爆发的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大、影响恶劣,必须痛定思痛、深刻反思。这些腐败案件原因复杂,既有个人宗旨意识淡薄、革命意志衰退的问题,也有制度欠缺、执行不力、监督不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不够的原因。他要求,国家发改委要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抓早抓小,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提升岗位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打牢结实管用的制度笼子。
徐绍史提醒发改委的官员称,“要严于自律,从严要求自己。要想明白、算清账,严格自律,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管好身边人。”在当时在场的国家发改委官员听来,这番话别有意味。因为从刘铁男到郝卫平（曾任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今年4月被带走调查）都有直系亲属涉案。刘铁男之子刘德成更是成为其贪腐受贿和洗钱的工具。
仅仅靠口号反腐显然是不够的,徐绍史为发改委开出的药方是,简政放权、加强监管。他说,在这一轮简政放权过程中,要深化自身改革,把该放的、能放的坚决放下去,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堵塞各种腐败的漏洞。
经济学家张维迎称,中国的价格问题仅仅从价格的角度是没法解决的,而是必须解决市场准入问题,打破垄断,政府干预从市场上退出,营造一个健康的市场肌体,由市场竞争去解决价格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2014年9月30全委干部大会的讲话,似乎为减少腐败找到了药方:放权,并加强监管。长期以来,市场中人对国家发改委这个权力过度集中的大院,既怕又恨。2014年的反腐风暴,让外界再次看到,绝对的权力和封闭,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自2013年8月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被带走调查以来,这个具有“小国务院”之称的中国强势政府部门已经近10名官员被抓,全国发改委系统有19名官员落马。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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