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披露高官落马审判内幕:经济犯罪多被极刑(图)

　　哪些贪官会被判死刑？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但这已是1997年制定的刑法典。当下的贪腐案中，官员的涉案金额均远超于此，涉案金额达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官员比比皆是。但贪腐的数额越来越大，适用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个案却越来越少，贪官免死或正成为一种趋势。即使像刘志军、陈同海这样被指控金额高达6400万、1.9573亿余元的，也因其良好的认罪和悔罪态度得以保命。

　　“虽然法律并没有修改，但司法上可以尽量控制不判死刑，即把死刑的权利交给司法。”上述检察系统官员认为，这也符合我们国家严控死刑的发展趋势。

　　2000年之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高官有5位，他们分别是：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因贪污受贿的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因买凶杀妻的暴力犯罪被执行死刑。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认为，“目前的总体趋势是，一般没带命案、贪腐行为没有涉及到重大的民生工程，如医疗卫生等，直接危害人们重大人身安全的，不判死刑立即执行。”对一些贪腐数额特别巨大、贪腐情节特别恶劣，对民生的危害也很大的贪腐官员判处死刑也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一个威慑和告诫。”

　　然而，对于“数额特别巨大”的高官贪腐案件的量刑该如何掌握，法院亦颇费思量。

　　赵秉志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高官贪腐案件刑罚裁量，不能仅仅看受贿数额的多少，还应当通盘考虑全案的罪中、罪前、罪后各个环节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决定的情节轻重。

　　赵秉志分析称，死刑、死缓一般只适用于“数额特别巨大”，且“情节特别严重”的、确属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无期徒刑主要适用于数额特别巨大，但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

　　这也就不难理解：受贿数额均属“特别巨大”的薄熙来（受贿2044万余元）、刘志军（受贿6400万余元）、郑筱萸（受贿649万余元），为何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了。

　　薄熙来除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以外，其他情节一般；刘志军具有主动如实交代犯罪事实、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认罪态度好等诸多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郑筱萸虽然有坦白部分受贿事实、受贿赃款已退缴情节，但他在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期间，严重玩忽职守，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带来了巨大危害，他所具有的酌定从宽情节无法降低案件极其严重的危害程度，不足以从轻处罚。

　　赵秉志提醒说，“限制和废止死刑是大势所趋，中国正在进行的死刑改革尤其强调对非暴力犯罪要严格限制、努力减少死刑的适用。因此，在当前的反腐败斗争中，也应当十分慎重地适用死刑，以免陷入严刑峻法的司法误区。”

　　有媒体统计发现，近些年的落马高官中，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不到10%，死缓的为26%，无期徒刑的为14%，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则高达50%。也就是说，九成以上的贪腐高官可以保命。

　　高官上诉罕见改判

　　《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发现，2000年以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5位腐败高官均不服判决而提出了上诉，但都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如，另一位被判处死缓的高官—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他的辩护律师莫少平接受采访时说，宣判后，刘对一审判决结果表示了极大的失望。经过几天的考虑，情绪稳定之后，亲自书写上诉状。但最终还是维持一审判决。

　　改革开放以来查处的、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4位腐败犯罪高官中，除陈良宇外，其他3位如陈希同、成克杰、薄熙来都上诉了。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维持原判。高子程说：“陈良宇不上诉是他本人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认为上诉也无望。”

　　迄今为止，在高级别官员的上诉案中，罕见改判的案例。

　　“尽管一、二审法院认定的有关犯罪事实或者情节有些出入，但上诉结果基本上没有改变的，一般都是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秉志认为，这主要因为高官贪腐案件，中央重视，社会上比较关注，一审法院往往也是抽调精兵强将进行审理，工作做得比较扎实，案件质量能够保证。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爱怎么审判就怎么审判吧。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不请律师，愿接受国家的一切处理，不需要辩护。

　　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律师会不会前半截好好辩护，后半截糊弄了事？

　　交通部原副部长郑光迪：请律师是不是代表对组织不忠诚？

　　“你的案子究竟是冤案还是有瑕疵？如果只是部分瑕疵，但基本事实已经铁定，再抵抗也没有用，关键是，这对争取宽大很不利。”

　　“高官贪腐案件,中央重视，社会上比较关注，一审法院往往也是抽调精兵强将进行审理，工作做得比较扎实，案件质量能够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