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海外追逃细节:女嫌犯有钱不敢花总吃大白菜(图)

　　文斗

　　四成嫌犯被劝返回国自首

　　据统计，有40%的嫌犯是行动组或其他执法部门劝返回国自首的。行动组成员告诉记者，缉捕都是“以我为主”，行动组可以从自身出发制定和实施缉捕方案；但劝返则要考虑对方的感受，只要嫌犯提出的要求合乎法律、合乎政策，要尽量满足。

　　谈判3轮嫌犯才同意见面

　　苏东是福建泉州人，1999年，因涉嫌合同诈骗罪逃往菲律宾。办理此案的是上海市公安机关，办案人员通过苏东的一个远房亲戚，传达希望苏东回国自首的愿望。但苏一直没有明确答复是否愿意面谈。行动组成员武文（化名）告诉记者，苏东的案子比较特殊，警方希望将其劝返，给其他在菲律宾的嫌犯一个正面示范。

　　今年9月21日，行动组赶往菲律宾。行动组先联系上苏东的一个远房侄子，向苏东转达了警方的意图。武文告诉记者，劝返总结起来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挟之以威”。具体到苏东案，由于苏东的亲属都在菲律宾，国内已经没有直系亲属，“动之以情”很难。所以要告知只要回来配合调查，就能获得减轻、从轻的机会。办案单位会考虑其实际情况，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办案。如果他不回来，将会一直受到通缉。

　　第一轮谈判后，苏东没有露面。第二轮谈判出面的是苏氏宗亲会的一个副会长，比他的远房侄子近一步。但副会长担心在谈的时候苏东被抓，因此只是把意思转达给了苏父。

　　第三轮谈判面对的是苏的父亲。一见面苏父就明确表态，苏东近期不会回国。武文等人耐心劝说：“这是苏东一个说明情况的好机会，既然能说清楚，为何非要背一辈子嫌犯的名声？不应该放过证明清白的机会。”行动组还从法律上说明苏回国的种种利好。

　　第二天早上，苏东传过话来，答应本人见面谈。为了减轻苏东的心理负担，最后一次谈判行动组只去了两个人，都是上海的办案人员。这一次，苏东终于答应回国自首。

　　武文告诉记者，劝返时，行动组也会有分工，一个阐述回国的好处，一个说不回国的坏处。能答应见面的嫌犯，其实在国内已经通过亲属或朋友谈得差不多了，所以一般不会出现反悔的情况。而且这些嫌犯心里也明白，既然联系到他本人，要想缉捕肯定也跑不了，所以也愿意回国自首。

　　押解

　　距离追逃成功仅一步之遥

　　缉捕外逃嫌犯之后，押解回国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刘冬表示，不同的国家协作方式不一样，不同的个案也不一样，有的通过法庭，有的通过行政形式，具体形式有法院或行政程序的正式司法引渡、遣返等。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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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三折被困机场48小时

　　押解似乎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林琳（化名）就是吃了“简单”想法的亏，被困哥伦比亚机场48个小时。

　　今年9月19日，林琳奉命去哥伦比亚缉捕一名嫌犯。8月份行动组已经从哥伦比亚遣返了一名嫌犯，他觉得这次也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他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多带，只背了一个小包，从法兰克福转机赶到哥伦比亚。

　　这次被抓获的嫌犯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河南三门峡人，之前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涉嫌非法吸引公众存款犯罪，涉案金额达到了两个多亿，还有一亿多没有兑现。今年6月份，嫌犯来到哥伦比亚，买了一栋别墅，请了翻译。据称，他还在哥伦比亚购买了两个金矿，聘请了职业经理。

　　当地时间9月19日晚上，行动组一行4人赶到哥伦比亚。第二天，嫌犯被当地移民局抓获，移交给行动组。林告诉记者，他们当时商定9月20日晚上返程，先飞巴西，再飞西班牙，然后回国。行动组订了当天晚上9点40分的航班。到了晚上9点钟，航空公司突然通知他们，航班超售不能登机。由于哥伦比亚出境航班很少，已经没有当天的机票，行动组在与航空公司交涉的同时，发现这家公司第二天还有5张机票，要求航空公司留票。奇怪的是，航空公司却声称没有票了。行动组只好让国内同事通过其他国家订票。

　　第二天，行动组已经办完了值机和托运手续，到了晚上9点，航空公司又声称押解犯人需要提前48小时申请，否则不能登机。但据行动组了解，该航空公司真正的规定是提前一小时即可。就在交涉的同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行动组这才发现，他们的行李根本没有办理托运手续。

　　行动组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考虑其他方案。第三天，行动组再次购买了该航空公司的机票，同时还购买了其他航空公司8点40分的机票，先飞法兰克福，再飞中国，以掩人耳目、声东击西。这次，行动组几个人分散登机，才平安离开哥伦比亚。

　　在候机的几天里，由于嫌犯已经移交给中国警方，行动组只能借当地移民局设在机场的看守所暂时安置嫌犯。哥伦比亚地处高原，当地白天和晚上温差近20℃。看守所非常简陋，只有一些简单的人造革垫子。嫌犯在屋里还能铺一个盖一个，而在门口看守的行动组成员，只把坐在一个垫子上。

　　至于这次一波三折的押解行动，有一种传言是嫌犯在当地购买了金矿，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可能是有人想阻止押解。

　　案例

　　2

　　女嫌犯飞机上偷藏刀叉

　　行动组人员告诉记者，押解嫌犯坐飞机时，一般往往选择后面的座位，让嫌犯坐在中间，前后左右都有行动组人员。如果没有这样的座位，尽量让嫌犯靠窗坐，押解人坐在外面。

　　在上飞机前，行动组成员都会与嫌犯聊天，告诉他们回国后要积极配合调查，而案情谈得比较少，让嫌犯的心理舒缓下来，在飞机上不致出现过激行为，“尽量不刺激他们，让他们放下心理包袱”。

　　行动组会根据嫌犯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嫌犯很配合，就不会使用戒具。个别嫌犯的情绪很激动，就需要上戒具。

　　女警萧然（化名）说，有一次押解，女嫌犯在飞机上吃完饭后，偷偷地要把刀、叉藏起来。虽然刀叉是塑料的，但仍具有一定危险性，萧然立即索要下来。

　　分析

　　嫌犯不逍遥天天怕被抓

　　萧然告诉记者，很多人都以为，这些外逃经济嫌犯有的转移了大量财产，有的带着大量现金去国外，一定过得很舒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到国外逍遥，其实完全不是，就像惊弓之鸟”。萧然说，这些人可能物质条件上还算可以，但心理压力很大，在国外同样害怕被抓。

　　有钱不敢花总吃大白菜

　　在被追逃回国的这些嫌犯中，真正能过得好的没有几个。远离故土，水土不服。虽然这些嫌犯有钱，但他们租了房子，白天不敢出门，有钱不敢花，只是趁着天黑到附近的超市买点吃的，抽根烟都怕被别人看见。

　　行动组成员石玫很早就参与押解女嫌犯回国的工作。2010年她去马来西亚押解一名女嫌犯回国，女嫌犯看见她，拉着手哭，“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这名女嫌犯也是有钱不敢花，天天吃大白菜。

　　一名从越南被押解回国的女嫌犯当初是为了躲避前男友的纠缠，从两人开的股份制公司里携款逃到越南。大学毕业的她很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韩国企业里负责中国区域方面的事务，有了新的伴侣，生了孩子，看起来很幸福。但她被抓时如释重负地说，四年没回国，很想念父母，要让孩子接受中国教育，让父母好好看看孩子。

　　逃往泰国清迈的张某、何某夫妇俩，随身携带了大量现金，但并不敢轻易出门消费，只能放在租住的公寓里。

　　李清在尼日利亚虽然租住在高档公寓，但钱松告诉记者，他在当地过得也是很落魄。在当地做装修生意，由于当地人的抵触心理，生意并不好做。

　　猎狐行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没有统计嫌犯外逃到哪个国家最多，但嫌犯出逃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选择容易逃跑的国家，也就是办签证比较容易的国家和一些实行落地签的国家。部分嫌犯往往将东南亚国家作为跳板，再往其他国家逃跑。二是嫌犯往往选择华人较多的国家，华人比较多不容易暴露，而且容易生存下来。

　　境外追逃流程

　　由各地的立案部门将案件呈报到行动办（案件不分大小，不论涉案金额多少，只要涉及外逃，都可以纳入缉捕范围）。

　　行动办会对案件进行甄别，然后根据动态情报反映，以及最新的线索，由行动办研究缉捕策略和缉捕途径。

　　各个方面沟通顺畅、条件比较成熟后，行动办会向在逃人员所在国的警方提出协助请求。

　　行动组飞赴相关国家开展缉捕行动。

　　抓获嫌疑人之后，行动组通过当地警方等部门研究具体的移交方式，并由行动组将嫌疑人押解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