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反腐严查四类干部 多名“60后”高官落马

　　“跋扈官”末路

　　“鞭炮齐鸣，奔走相告。”近来贪官落马后，上述情景越来越多地在其主政地出现，强烈地表达了民意。严查“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正是指向那些欺上瞒下、胆大妄为、飞扬跋扈、民愤极大的官员。

　　“曹鉴燎终于被抓了！”去年12月19日晚，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被查一公布，该市天河区冼村就响起鞭炮声。在该村拆成一半的废墟瓦砾间，村民喜笑颜开，互相道贺。事后证明，曹多年充当该区部分“村霸”的保护伞，并深度参与利益分配。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曹鉴燎任职之处，都有土地被其控制的情况。他自己曾叫嚣：“我是小贪不贪，大贪就贪。”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马后，也被曝出斑斑劣迹。他胆大妄为，不仅“长期在酒店办公”、还“与情妇公开同行”。他飞扬跋扈，曾“在上百人前像骂儿子一样骂下属”。其推动的“拆高架”、“砍梧桐”、“雨污分流”均引得民怨沸腾，甚至有人上街“散步”。但他始终听不进意见，还曾因拆迁的事，在市“两会”上与几名院士起正面冲突，态度蛮横。

　　值得一提的是，严查此类干部时，公众的声音越来越被重视。这种变化，还让有的人不习惯。如申维辰在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时曾遭太原龙潭片区居民实名举报，称其在拆迁改造中存在问题。申落马后，该片区部分居民一度“不敢相信”，次日才到昔日旧居所在地放鞭炮。

　　防止“养虎为患”

　　如果说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可以平民愤；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在保持体制健康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树立了科学的选人用人导向。

　　上述市纪委常委透露，重要岗位干部，多为党政一把手，及任职于权力集中、寻租机会较多部门的干部，“他们多年来都是要重点盯防的”。

　　过去，“贪官潜伏”的教训甚为沉重。如从关于周永康的报道中，不难发现其很早就涉嫌违纪；刘志军更是从1986年就开始受贿，此后25年间，其仕途不断上升，从武汉铁路分局局长，跃上铁道部部长的宝座。

　　今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太原等省会的毛小兵、万庆良、陈川平3人先后落马。他们既任职于“重要岗位”，又都是“60后”，有“年纪轻”的优势。其中，1964年出生的万庆良，历经党政多岗锻炼，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有专家认为，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避免“养虎为患”。

　　“越来越紧，越来越严”

　　提出重点查处“四类干部”，要追溯到今年5月初，王岐山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当时，王岐山明确了“四类干部”的内容，还要求，对反映干部的问题线索要认真清理。

　　5月26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做客中央纪委官网时，再度强调上述内容，并将王岐山所提严查“不收敛不收手的”明确为“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

　　对确定这“四类干部”的依据，任建明表示，目前从事反腐工作的人力紧张，挑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来打击，能提高反腐效率，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而“四类干部”的提出，应该来自各级纪检机关在查办案件中掌握的最新情况。

　　武汉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李和中则强调，中央纪委反腐是全方位的。但在方法上，要全面推进，也要重点突破。新策体现出反腐的策略和方法。还有学者认为，这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

　　通过梳理细节，廉政瞭望记者总结出了查处“四类干部”的三个特点。

　　首先是处罚从严。一方面，对涉腐的“政坛新星”和“重要岗位”人员毫不留情。另一方面，针对十八大后顶风违纪的处理，更是从严从快，点名曝光渐成惯例。

　　个别地方曾有议论：“公款发几盒月饼就被处理，是不是太严了？”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处处长方文碧在回应类似问题时，说了两句话：“兹事体大”、“祸患常积于忽微”。方还透露，对这些不收敛不收手的干部，要从严查处，而且要“越来越紧，越来越严”。

　　其次，近期落马的官员，绝大多数符合“四类干部”中的多个特征。如毛小兵46岁主政西宁，前途看好，却“表现得很狂”。此前在企业任职时，他被指借上市搞利益输送，举报不断。

　　“毛小兵兼具‘65后’、‘身在重要岗位’，‘被多次举报，问题线索集中’等特征，占了四类中的三类，证明了提出严查‘四类干部’的科学性，‘四类干部’实际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问题官员。”上述专家表示。

　　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对“四类干部”的查处中，民意的力量贯穿其间。“我们获得的常规线索，就包含了群众信访举报；干部顶风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很多信息也是来自群众。‘百姓反映强烈’的干部落马，更是‘开门反腐’的一大成果吧。”上述市纪委常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