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爱殷同志身患胃下垂，瘦得很，需要每天喝中药。晚上加班写材料，他爱人就把熬好的中药送过来。牛爱殷专心写材料，他爱人就把中药放在桌子上，在旁边站着等着他喝药。他总是说，写完这一段再喝，总是他爱人提醒十遍八遍，才把药喝了。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大公无私的事迹。1981年，我陪他到赞皇县调研，在下面住了一个星期。他的一个孪生儿子大概十六七岁，得了肾炎，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我们下乡的第四天，他爱人打电话来，说儿子病情加重了，是不是回家看看，我们也都劝他回家看看孩子。牛爱殷说，我又不是医生，回家干吗，还是等调研任务结束后再说。我们怎么劝他都没用。调研结束后回到家的当天晚上，他孩子就去世了。儿子去世后，我们几个人陪他去医院。医院告诉老牛，孩子的病原来治得不错，后来突然恶化了，这种病情比较特殊，能不能搞个生理解剖，供医学研究用。牛爱殷同志对他爱人说：“我同意，你同意不同意？”他爱人也表示同意。牛爱殷拿起笔来，满含泪水却毫不迟疑地在家属意见书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儿子生前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死后作生理解剖，也算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一个贡献。”然后奋笔疾书，签上了他夫妻二人的名字。当时，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医生、护士都感动得流下热泪。牛爱殷到基层调研，从不让地方安排桌餐，始终坚持到食堂排队买饭，而且自己掏钱，从来没有吃过一次宴请。一个同事有一年春节给他送去30斤大米，他把门关上不让进，最后这位同事只好把大米拿走，讲原则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是，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对谁是好人、谁是干事的，还是非常清楚的。1982 年，省委考察组来考察干部，大家一致推荐他进地委班子，由副秘书长（副处级）直接进了地委班子，担任地委委员、秘书长，成了地厅级干部。
每每想起这些事，就好像电影回放一样，此情此景浮现在我眼前，使我心情一次次酸痛和振奋。过去我们看电视，看小说，看文艺作品，讲到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说“共产党员跟我上”，好像这是文学的描写。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中，像牛爱殷这样的好同志大有人在。
我家里也有一个人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那就是我的叔叔栗政通。他1937年参军，编入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当战士。我爷爷是1927年入党的党员，时任冀西特委书记，当时把我叔叔和我伯父一起送到部队参军，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参加了抗日战争，亲历了百团大战、保卫延安、南泥湾大生产、南征北返。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1949年7月10日在西北战场上的扶眉战役中，叔叔作为第1兵团第2军6师18团独立1营营长，在攻占马家山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
淮海战役后部队改编，叔叔再回西北战场，路过家乡时顺路探亲完婚。当时他带着一个警卫员、骑着一匹枣红大马回到了家乡。部队的首长指示，革命即将胜利了，你回家成亲后，如果愿意回部队就回来；如果不愿意回来就让警卫员回来，把那匹马留在家里。那时候也没有转业一说，给一匹马就算部队的奖励。叔叔只在家里待了十七八天，还没有度完蜜月。一天晚上，一家人都批评我叔叔，要他赶快回部队。特别是我姑姑说：“我看你是怕死哩！”叔叔听了十分生气地说：“我怕死，你到战场试一试，一颗炮弹就会把你吓死！我为了发起一次冲锋，牺牲过三个司号员，一个站起来，被敌人打中倒下，第二个、第三个都牺牲了。最后我冲上去，站在最高处吹响了冲锋号，高喊着 不怕死的战友们，跟我冲啊！ 敌人的子弹从我头上嗖嗖掠过，我怕死，你敢吗？”第二天一大早，他执意要回部队，爷爷、奶奶，还有他的新婚妻子，还有我的父亲、小叔、姑姑们以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为他送行。他抱着那匹枣红大马，深深地亲吻了一口马的脸颊，便踩镫跨马，飞也似地奔驰而去。全家人呼喊着：“政通，你要回来呀！”而这一切，叔叔似乎一点都没听见、没看见，骑着他那匹骏马，连头也没有回，急速地转过了山脚，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到部队没有两个月，陕西扶眉战役打响，当时我叔叔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去攻占秦岭山脉的一个制高点，负责切断敌人逃往汉中去四川的通道，遇到敌人一个团兵力的负隅顽抗，战斗打得极其惨烈，我叔叔壮烈牺牲。随后，我军发起全线总攻时，部队的战前动员口号就是“为栗营长报仇！”
叔叔去世后，留下了一些家书，有写给我爷爷、父亲和姑姑的，也有写给战友的，还有许多照片。有一幅照片我印象最深，从我小的时候就挂在我们家的墙上，叔叔穿着八路军服装，戴着钢盔，扎着腰带，握着一支枪，下面是他写的四个字：“战士之心”。
叔叔在1947年11月18日给我姑姑的一封信中写道：“十年的离别，使我们不能团圆，以我战士的心来与你们相会，当我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这张被战争锻炼成的肖像，随着你们漂泊吧！”在寄给战友张扬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热心的战士，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赋予祖国，当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就让这个寸身的灵魂愉快地漂泊吧！”1948年，在寄给我姑姑的照片背面写道：“这是我寸心的表白，当我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让这张被战争锻炼成的肖像，随着你们漂泊吧！”在寄给我爷爷照片的背面写道：“这是我寸心的表白，特请您作为永久的留念。当儿流尽最后一滴血时，持此像就是我的灵魂，它永远跟着您前进！”1948年元旦，叔叔在给我姑姑和她同学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李鸿、政华同志，要别了，没有时间和你们见面了，请不要见怪。你们送我的礼物和赠语，我深深地记着，它是激励我的一粒灵丹，我很珍重地将它永远地保留，作为远别的纪念。你们的话绝不会死板地刻在白纸簿里，一定在战斗的行动里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在今后的生活里，很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来帮助和鼓励我，咱们经常通信吧！我要走了，勇往直前地走向前去！背向着故乡，面向着前方，愉快地走上战场！祝你们学业日日向上，祝你们身体健康。让我们亲切地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再告在战场。”
叔叔牺牲后，大概在1950年春天，我父亲赶了两匹骡子，走了30多天，将叔叔的棺柩从陕西眉县运回了家乡——河北平山杜家庄南沟。安葬那天，全村人几乎都到了，大家都要求打开棺柩，再看政通最后一眼。于是，在墓地处，打开了棺盖，只见叔叔安详地躺在里面，胸部覆盖了一面鲜红的党旗。叔叔的头部和腹部都用白色的绷带缠绕着，绷带上映着褐色的血迹。显然，他是头部、腹部都受了致命的枪伤而牺牲的。在场的人排着队，一个一个地手扶着棺口，低着头，含着泪，瞻仰了叔叔的遗容，和他作最后的诀别。
我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在生产队曾当了几年“放羊倌”。每当我赶着羊群，来到安葬叔叔的这座山头时，不尽的思念总是涌上心头。我常常蹲在那里，两眼凝视着叔叔的墓地，叔叔的形象总是浮现在眼前：他站在山头上吹响了冲锋的号角；他端着冲锋枪向疯狂的敌人扫射；他骑着战马，高举着手枪，率领着千军万马奋勇向前；他受伤了，额头上裹着绷带，用手捂着淌血的腹部，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他，在我的心中，就是手举炸药包的董存瑞，就是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就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端着爆破筒跳入敌群的王成！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战争年代，没有机会去冲锋陷阵，和敌人拼杀，但是我们还是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有大牺牲、大奉献的精神。在和平工作环境中，中办同志做到大奉献，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好苦与乐的关系。在中办工作，加班时间多、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一些部门连轴转，节假日也很难休息，确实有苦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心态不对，干什么都嫌多、都嫌苦、都嫌累，心里总是埋怨这埋怨那；心态摆正了，把艰苦付出当作成就事业的条件，当作个人难得的成长机遇，就会以苦为荣、以苦为乐。
二是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好得与失的关系。在中办工作，某些方面的失是必然的，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就意味着放弃一些个人休息、娱乐甚至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但这些失，换来的是中央工作的有序运转，换来的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所以，个人的一事之失，一时之失，不是真正的失，而是更大的得。去年我到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调研，听说有些同志常年在地下室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有的同志多少年来几乎没有机会与其他同志接触、交往，但他们没有任何怨言，这使我很受感动。我们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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