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会议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
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
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邓小平婉言谢绝。他认为,在60多岁的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邓小平说,他自己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并要求:“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
这个《通报》,实际上是向中共全党打招呼。《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共五条:
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
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
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通报》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在华国锋即将辞职而未辞职的这一段微妙的时间里,华国锋虽然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实际上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已经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已经很少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公开出面。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
邓小平对华国锋的评价
1981年2月4日,这一日子对于华国锋是难忘的。
这天,是中国农历鸡年的除夕。胡耀邦建议由华国锋出面宴请越南黄文欢。华国锋拒绝了,不愿露面。胡耀邦求助于邓颖超。邓颖超是黄文欢的老战友,要出席这次宴请的。邓颖超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希望华国锋能够主持这次宴请。华国锋只得答应了。
于是,在除夕夜,华国锋来到钓鱼台18号楼—这是华国锋最后一次出席国宴。
席间,当招待员给华国锋递上一盘煎鸡蛋时,使华国锋意外惊喜:因为这煎鸡蛋非同一般,是在去掉蛋黄之后煎的。华国锋平时最喜欢这道菜。国宴厨师知道华国锋将要辞职,今后没有机会再来这里,所以特地做了这道他喜欢的菜。宴会结束后,华国锋送走了黄文欢,特地回身跟招待员、厨师一一握手,说道:“同志们的情,我领了!”
从此,华国锋再也没有在国宴上露面……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华国锋究竟犯了哪些“左”的错误有如下具体的论述:
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曾谈及了《决议》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的问题:
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指出: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华国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保持到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12日-13日,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华国锋落选了。当然,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也就不复存在。从此,华国锋一直是一名中共中央委员。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华国锋一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之外,华国锋没有再担任别的职务。
2002年11月,由于年事过高,华国锋没有作为十六大中委候选人,但他仍是十六大代表。华国锋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
2007年10月,华国锋出席了中共十七大。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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