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到延安才知妻子被杀真相 不忍告知岳母(图)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动。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心驱使着他，又不能不关注部队中的“肃反”情况和被捕人员的命运，并且尽力之所及，保护同志免遭杀害。他保护了不少干部，周希汉就是其中的一个。

　　徐向前本来不认识周希汉。那时，周希汉在伙食班帮助写伙食账。而徐向前喜欢吃锅巴，有时到伙房转转。一天，徐向前来到伙房，见到一个不认识的小青年，长相又机灵，就问：“你叫什么？什么地方人？怎么过去没有见过你呀？”周答：“我叫周希汉，本地顺河集人。是来帮助工作的。”他还把为什么来这里帮助工作的原因对徐向前讲了。原来，周希汉在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战士。肃反开始的时候，团里把他当做富农，开除出党，送回老家。周希汉回家后，就找苏维埃政府，让县苏维埃政府开个证明，证明他家是贫农，请部队恢复他的军籍。这样，他又回到部队，在炊事班帮助工作。徐向前听了，翻看他写的账本，见字写得不错，就说：“你愿意跟我在总部当个书记员吗？”周希汉说：“我没干过，怕干不好。”徐向前说：“没关系，慢慢学就会的。”周希汉到总部后，在徐向前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没想到1932 年初，打豆腐店的时候，周希汉给直属部队号房子，因当地有两个相同的地名，号房子的时候出了点差错，张国焘把他骂了一顿，硬说是有意破坏，让保卫局把他抓起来审讯。徐向前回到总指挥部，警卫员说保卫局抓走了周希汉。徐向前说：“快到保卫局，把周希汉要回来！”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回来报告说：“保卫局的人说，周希汉是改组派，不能放。”徐向前听了非常生气，亲自来到保卫局。只见周希汉已被捆绑起来，准备拉去杀头。徐向前严厉地质问：“什么改组派！周希汉是贫农，是我的书记，我了解他，快给我放啦！”在徐向前的干预下，周希汉才捡回一条命。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苏区，在红军中像一场瘟疫，继续蔓延着。一批又一批的好干部、好同志被逮捕杀害。谁也不会想到，一年之后，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也无端被以肃反的名义杀害。那是1932年反四次“围剿”中的事。那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一天，他让警卫员把破袜子给他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抽空补一补。往常，衣服、袜子破了都是徐向前自己缝补。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他学会了一手针线活。会做件背心，缝补点破衣裳，打草鞋。这次因为作战忙，抽不出空，所以才让程训宣缝补。

　　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神色非常紧张。

　　徐向前问：“出了什么事啦？”

　　“她被抓走了。”

　　“为什么？”

　　“不知道，说是反革命！”

　　说起程训宣，当地的妇女都说她是好样的。她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没念过书，性格开朗，爱说爱笑。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她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经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结婚。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曾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参加共产党，也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随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程训宣本人长期在本地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前面。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究竟是为了什么？徐向前问过一些人，但没有问出个究竟。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

　　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在 “肃反”中，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被无辜杀害。据当时看管“犯人”的人讲，许继慎、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在被杀之前，还义正辞严地痛斥张国焘等：“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在“肃反”中，被张国焘加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逮捕、杀害的红军排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就有2500余人。地方上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其中有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黄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鄂东军党代表戴克敏，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郑行瑞等等。“肃反”，严重地削弱了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力量，也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一些地区贴出标语：“张国焘是杀人刽子手！”“打倒帝国主义张国焘！”有的地方还把县政治保卫局给砸了。……

　　尽管苏区群众痛恨张国焘恣意抓人杀人，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始终是拥护和热爱的，不曾动摇对党的信念。黄安县仙居区的群众为了反抗“肃反”，掩护区乡干部逃入山里。他们上山之前，仍给区政府送去500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双鞋袜，在信中还特意写明，这是送给红军的。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军指战员，不少人虽然被捕被杀，仍然是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一些被诬为“反革命”而遭逮捕的干部、战士，被暂时放出来参加“突击队”，冲锋陷阵，与敌人搏斗，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徐向前同广大指战员一样，大敌当前，始终以大局为重，他压抑着内心的悲痛，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许多年之后，他回顾这段历史，沉痛地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