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空政文工团孪生姐妹记忆中的中南海舞会(图)

　　朱德的家乡仪陇县位于嘉陵江的上游，而罗棠因、罗棣因的家乡重庆位于嘉陵江的下游，同饮一江水。朱德的乡音未改，而罗棠因、罗棣因的重庆话也说得十分地道。罗棠因、罗棣因去了几次中南海，朱德就喜欢上了这两个小女孩。他一来到舞会，常把这对孪生姐妹叫到身边，如同一位慈祥的老爷爷，用四川话和她俩聊一些家乡的事。朱德说：“我们是老乡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相互之间无拘无束，气氛融洽。

　　因为团里有演出任务，有时罗棠因隔了一段时间没去中南海。朱德见不到罗棠因，还有一点想念。等罗棠因再去中南海时，朱德朝她招招手，坐到一起之后，和她开玩笑说：“大罗，怎么不来了？好多天都见不到你了，是不是生娃娃去了？”当时还没有结婚的罗棠因，被朱德说得满脸通红，害羞地低着头。

　　罗棠因、罗棣因于1964年7月结婚。这一对孪生姐妹也有意思，她俩是同一天出生，同一天参军，同在一个团，同演一个舞蹈，又是同年同月同日在同一个地方举办婚礼。姐姐罗棠因嫁给了当时担任空政文工团歌舞团副团长的李跃先，妹妹罗棣因嫁给了当时担任空政文工团歌舞团舞蹈队队长的李光。

　　许多中央首长都关爱这一对孪生姐妹，她俩谈恋爱的事，或多或少地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见到她俩时，经常问问她俩的工作、生活情况，或者开开玩笑。

　　毛泽东有时候也喜欢和大家开玩笑，他对罗棠因、罗棣因说：“大罗、小罗，你们是京剧里的大锣、小锣。”

　　有一次，罗棣因换了一件新衣服，康克清一看到她，就拽着她的衣服，从头看到脚，嘴里不停地说：“小罗，你这身衣服真漂亮，穿得这么合身，告诉我，在哪儿买的？”此时的康克清，哪还有中央首长夫人的派头，倒是有一点北京胡同里大妈凑到一块聊天的味道。

　　参加中南海舞会的，除了有女演员外，还有男演员，男演员是陪首长夫人跳舞的。罗棠因的丈夫李跃先多次去过中南海。1946年3月，年仅12岁的李跃先参加了革命，入伍后不久便被分配到贺龙在八路军一二○师创办的战斗剧社。那是一个曾经创作出著名歌剧《刘胡兰》的剧社。

　　1964年，李跃先担任空政文工团歌舞团副团长。

　　作为男演员，从男性的眼光审视中央首长以及他们的夫人，李跃先自然有一番评价。其实，这些评价也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周恩来舞跳得最好，最潇洒，最有风度；毛泽东的舞步不大讲究；朱德则像手拉着小孙女在散步，不紧不慢地走着；刘少奇、王光美舞跳得不错，尤其是王光美，毕竟是北平辅仁大学出来的大学生，受过教会大学的高等教育，舞跳得好，高雅舒展；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待人都很随和，与大家谈得来。

　　李跃先回忆说：“中央首长的夫人大多平易近人。刘少奇、王光美参加舞会时，经常会把小女儿带来。我们团的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喜欢把他们的女儿拉到跟前，说说话，逗一逗，玩一玩。刘少奇、王光美在一旁看着，满脸微笑，很是开心。相互之间有一种亲切感，没有什么拘束，陪这些首长夫人跳舞，我们都感到自然。江青就不行了！她要么不来，要么一来就是前呼后拥地带好几个人。江青在舞会上出现时，头发弄得油光水滑的，有时候还要披一件大氅、风衣、呢子大衣什么的。只要江青一来，大家都有一点儿紧张，因为她爱挑刺儿，喜欢挑别人的毛病。舞会上的舞曲，有时是我们团的乐队演奏的，有时是放留声机唱片。江青一会儿嫌乐器用得不对，一会儿嫌乐曲不好听，一会儿又嫌太吵太闹。她喜欢听轻柔缓慢的音乐。不能说江青是外行，她当过演员，懂艺术，懂音乐，不是不懂装懂。但是她太挑剔了，就破坏了舞会的情绪和气氛。”

　　李跃先略带调侃地说：张映哲那天在毛主席面前哭得一塌煳涂。周恩来问张映哲：你能不能成为唱毛主席诗词的专家

　　1957年，毛泽东致函李淑一：“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便是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遗孀，同时也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烈士的生前好友。此前，李淑一曾将怀念丈夫柳直荀的一首诗寄赠毛泽东。

　　1959年6月1日至7月24日，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在北京举行。会演中，空政文工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映哲，以她那充满激情的歌喉、富有诗意的情调，演唱了《蝶恋花·答李淑一》。

　　为这首词作曲的，是著名音乐家李劫夫。由李劫夫作曲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等，被广大群众喜爱和熟悉。张映哲与李劫夫原先并不认识，李劫夫谱曲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发表后，张映哲觉得比较适合自己唱，就拿到1959年的全军会演中唱了，结果一唱而红。唱红了，俩人也就认识了。此后，李劫夫经常拿新作给张映哲首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由张映哲首唱，后来改成了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噼荆斩棘奔向前方……”周恩来非常喜欢《我们走在大路上》。1966年，周恩来曾在天安门城楼上打着拍子，亲自指挥百万红卫兵齐声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

　　1959年秋，空政文工团指定张映哲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演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南海舞会并不完全是跳舞，中间休息时经常穿插演一些小节目。

　　那天晚上演出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坐在台下。张映哲上台以后，看见毛泽东坐在前排，距离自己仅有几米，正好面对自己，从来都不“怯场”的她突然感到有一点儿紧张，心咚咚直跳。音乐响起，她努力保持着内心的平静，用深沉浑厚的嗓音唱完了这首歌。歌声一停，台下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张映哲在台上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也在向她鼓掌。“毛主席听我唱《蝶恋花·答李淑一》了！毛主席向我鼓掌了！”一股暖流涌上了张映哲的心头，泪水止不住地从她的脸颊流淌下来。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长时间地握着张映哲的手，亲切地说：“谢谢你，你唱得很好！”张映哲听了，心情更为激动，喉头哽咽着，不知说什么好。当时担任歌舞团分队长的李跃先也在场，谈起张映哲为毛泽东演唱《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情景，李跃先略带几分调侃地对笔者说：“张映哲那天在毛主席面前哭得一塌煳涂，下来以后还哭！我们想劝一劝，谁劝都不行，还劝不住，老哭！她太激动了。”

　　1959年10月，周恩来在建国10周年文艺晚会上观看了张映哲演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1964年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张映哲演唱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周恩来常在各种场合见到张映哲，对她也就熟悉了。有一天周恩来问张映哲：“小张啊，怎么我听别人都叫你大姐？”

　　张映哲扑哧一声笑了，脸上略带微红，答道：“我哪能当大姐！他们看我人高马大的，都叫我大哲。”此后，周恩来也经常管张映哲叫“大哲”。

　　看罢张映哲演唱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周恩来问张映哲：“大哲啊，我看你毛主席诗词唱得不错，你能不能成为唱毛主席诗词的专家？”

　　张映哲不好意思地摇摇头，答道：“总理，我水平低，成不了专家。”

　　周恩来笑着鼓励她：“你学习嘛！”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更深刻地领会毛泽东诗词，张映哲加强了学习。阎肃懂得古诗词，歌词也写得好，张映哲经常向阎肃请教。阎肃给她讲解诗词，从广寒宫里的嫦娥、吴刚、玉兔，说到高山、大川;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说到毛泽东、陈毅、郭沫若。阎肃讲一段，张映哲就站起来唱一段，找一找感觉。

　　继《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二首·送瘟神》之后，张映哲又先后演唱了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许多歌曲。

　　1960年前后，罗棠因、罗棣因在话剧《以革命的名义》、大型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等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先后到苏联、东欧、缅甸访问演出，加之恋爱结婚，建立小家庭，去中南海的次数逐渐减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南海舞会就停止了。罗棠因、罗棣因根红苗正，本应属于“红五类”。可是她俩过去跳过的民族舞蹈《剑舞》、《采茶扑蝶》、《春到茶山》、《苗胞婚礼舞》，以及苏联、朝鲜、缅甸舞蹈，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封资修”;就连小时候曾跳过的《鞭炮舞》，也被说成是“宣扬四旧，宣扬封建迷信”，因此受到了批判。

　　当时，空政文工团的驻地在灯市东口，离全国妇联不远，仅隔一条马路。有一天，罗棠因在大街上偶然遇见了康克清。康克清一眼就看见了她，罗棠因也愣住了。康克清怕认错了人，先问了一句：“你是大罗吧？”等确认之后，康克清高兴得不得了，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站在贴满大标语、大字报的人行道上，和罗棠因说了好一阵子话。临分别时，康克清和罗棠因还频频招手，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