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原书记白恩培家族一门出4名省委书记(组图)

　　白天于197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10月参加工作，学历大专（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助理翻译。

　　1992年3月以前，白天的工作足迹主要在江西。1968年10月至1969年4月，白天在江西丰城县荣塘公社当插队知青；1969年4月至1975年12月，任福州军区守备三团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参谋，其后任江西省军区独立师一团参谋至1977年10月。

　　1977年10月至1980年12月，白天赴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学习，学成任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干部，后历任中国国际旅行社江西南昌分社助理翻译、党支部副书记，江西省外事办外事处副处长、处长，江西省外事办副主任、党组成员。

　　1992年3月，40岁的白天转战深圳，调任深圳市外事办副主任、党组成员，市友协副会长，两年后升任深圳市外事办主任、党组书记，其后又历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深圳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协主席等一系列职务。

　　2013年1月，白天起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白治民：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之胞叔

　　与白如冰和白栋才相比，白治民（1918—2007）虽然小不了几岁，但却是他们的晚辈。

　　白如冰、白栋才与白治民的父亲白玉才是堂兄弟关系。白玉才育有三子，长子白治民，三子白炳信即白恩培之父。

　　白治民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入党，初任陕甘省委候补常委、少共陕甘省委书记。1936年2月，毛泽东借住袁家沟白治民家指挥中央红军东征，其后白治民亦随军东渡。

　　东征归来，白治民历任陕甘宁省委候补常委、少共陕甘宁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常委、党委巡视团主任、中共延长中心县委书记（辖延长、延川、固临三县）、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1945年9月至1949年3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书记、绥德军分区政委，1949年4月至1950年1月任陕甘宁边区三原地委书记、三原军分区政委、党委书记。

　　建国后，白治民初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至1966年10月。文革中受冲击，直到1977年4月任西安公路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文革”后，白治民奔赴福建，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7月后，白治民调任中组部副部长、顾问、中纪委委员等职。

　　白治民之妻白青山（1920—2009），1937年与白治民结婚，历任富县妇救会副主任、子长县妇联主任、安塞县妇联主任、绥德分区妇联主任、陕西省委农工部干部处副处长、西北局组织部干事等职务，后随白治民调福建和中组部。1982年白青山离休，2009年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

　　白治民胞弟白炳信，建国后曾任西安草滩农场党委副书记，生子白恩培。

　　1958年，时年12岁的白恩培离开袁家沟奔赴延安，后考入西北工业大学航海设备与自动控制系，毕业后在陕西省军区独立师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4月至1983年2月，白恩培在延安柴油机厂度过10年时光后，开始担任延安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厂长。

　　1980年代初，全国掀起干部年轻化之潮，很多企业出身、有学历、懂技术的年轻厂长被作为“梯队”培养对象选拔到各级党委、政府任职。白恩培赶上了这次机遇，于1983年9月出任延安地委副书记，两年后又升任地委书记。

　　1990年，白恩培的脚步迈出陕西，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九年后，年仅53岁的白恩培接过先辈“衣钵”，主政青海成为封疆大吏。仅两年后，白恩培又打破前辈纪录，再任云南省委书记。

　　权掌云南长达10年后，2011年8月，白恩培终于退居二线，赴全国人大任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到今年8月底落马。

　　此外，白治民另有堂弟白焕章（1927—1991），建国后官至延安地区轻工业局局长、物价委员会主任，1987年离休并享受副地师级待遇。

　　白焕章妻子冯芝桂（1933—），曾任延安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其子白海延（1955—1999），曾任陕西省烟草公司延安分公司副经理；弟白焕文（1933—2005），曾任绥德县委组织部部长、榆林市直属工委驻绥德工委副书记（副县级）。

　　白恩培：祖传家训被其颠覆

　　白恩培曾是袁家沟的骄傲。

　　2009 年，当时还未生病的白炳凡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我们村能出人才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四条：一是 闹红 早，有一大批进步人士。二是毛主席东征带走一批有志青年，后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三是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居住，留下来的人思想觉悟高，在当地继续参加革命。四是最重要的一点，村里注重办学，从清朝开始，私塾没有停办过。如果没有文化，出去的人也不会有大的发展。”

　　白炳凡所言，或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袁家沟盛产高官的原因。

　　《小康》杂志在2005年6月的一篇报道中也指出，纵观陕北地区“闹红”的历史，教育机构对于革命观念的传播、党组织机构的建立可说是居功至伟。当时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仅在陕西，在全国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从清涧出去的高级干部中，大多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师的毕业生，其中就包括白如冰。

　　《小康》杂志据此认为，从党史的角度来说，陕西的历史主要是陕北的历史，这一点对于理解陕北地区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白氏高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涧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员黄光金也曾对媒体表示，“清涧县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共有1600多人，老红军占全国的1/15，正因为出去参加革命的人比较多，所以活下来任职的也比较多。”

　　清涧县198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当时还在位的清涧县籍省军级干部就有62位。

　　尽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输出了大量中高级干部，但像袁家沟白氏这般，连出远祖同一的四位省委书记且本家关系密切的家族，整个清涧县也仅此一例。

　　事实上，就算是全中国，也再难找出第二例。

　　遗憾的是，白恩培纵然在省委书记的任职省份数量上超越了他的先辈，却也同时终结了袁家沟从不输出“问题官员”的“传奇”。“中正齐庄，身家清白，嗣续遐昌，后裕前光”，这一白氏祖传家训，在白恩培身上被颠覆。

　　白炳凡告诉澎湃新闻，距离1982年修订家谱已过去30多年，袁家沟白氏家谱即将迎来重修。

　　不知道这份新修的家谱，该当如何讲述白恩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