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江青到电台来开群众大会,会前在贵宾室接见造反派头头,我也去了。我跟她说,不应该再支持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就是我参加的老造反派),他们也不配以毛泽东思想命名。她问为什么,我说,他们镇压反对派,也镇压自己一派中的反对者,态度很粗暴。
正说话间,年轻的播音员李涓进来了,很激动,哭哭啼啼的,她说的意思和我一样。在大会上,江青劝大家要团结,不要内斗,说有些同志很粗暴,这是不对的。但事后并没有处理台上的造反派,还继续支持他们。后来我听说,调查我的间谍案正是从那年春天开始的,也许我的话违逆了她的旨意吧。
同年三月,中央文革派联络员张根生(音)找我,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发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不行,决定让他们走极端,自己走向反面,然后撤换他们。他还说,中央文革信任我,先给我打个招呼,让我不要批评他们,就让他们犯错误。
我没有泄露谈话内容,但也没听招呼。我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是我的战友,他们有错误,我就要批评,所以继续对王自强等头头提意见,和他们辩论。结果3月份真的把他们撤了,把我扶上去。那时候感觉非常好,觉得中国正在变成一个革命的民主国家。
江青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正好在我对面的牢房,她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
现在有人说,江青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所以政治上变坏。我觉得,不管什么原因,坏首先还是她自己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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