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打桥牌与胡耀邦争冠军 曝叼烟打牌照(图)

　　有一次，我跟王汉斌商议觉得，小平同志这次出来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又跟丁关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给张宝忠打了电话，说我们想去看看老爷子。

　　很快，张宝忠就通知我们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们握握手，叫我们大王、二王，挺高兴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开始打牌。从此就又持续下来，每个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精力还是很充沛，头脑清醒，打起牌来仍然很有兴致。打牌的时间一般还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开始的时间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点，星期日是下午3点，结束的时间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点，一般是到凌晨1点，稍微早一点结束，也得过了12点。再往后到19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体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点就结束了。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话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时，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话题时，他往往会笑，表情非常丰富。

　　邓小平与胡耀邦争奖杯

　　从1984年开始，中国桥牌协会曾经专门为小平同志设立了一个名叫“健康与运筹杯”的老同志桥牌赛，小平同志挺愿意参加的。比赛是“复式赛”，每队上场的是四个人，规定这四个人的年龄加在一块必须够两百岁，四个人当中还必须得有领导干部。因为国际上桥牌比赛是六个人一队，有两个人是后备的，所以有时候邓楠、邓朴方也参加。我们拿了第一届冠军。

　　当时还有一个队，四名主力分别是胡耀邦、万里、聂卫平和荣高棠的儿子荣乐弟，他们水平也不错，第一届的时候好像拿的是亚军。后来，比赛组委会就固定我们这两个队算种子队，选拔赛就不用参加了。选拔赛的前两名再加上我们这两个队，四个队争夺冠亚军。小平同志对比赛挺认真，“健康与运筹杯”一共举办了十届，我们拿了九次冠军。有一次是胡耀邦他们拿了冠军，我们是亚军，小平同志挺不服气的，不过那一次确实是我们没有打好。冠军奖杯是流动的，哪个队拿了冠军就放在哪个队。我们拿了冠军，就把奖杯搁在小平同志屋里头，他是很高兴的。

　　小平同志逝世以后，这项比赛就停办了。

　　小平同志1989年退休之后，生活非常有规律，晚上时间的安排，一般是星期一看电影，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打桥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将。打麻将他找的是家里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桥牌就约我们这些牌友。据小平同志家里人说，他比较喜欢的还是打桥牌。

　　我们最后一次打牌大约是1994年国庆节，那天比平常散得要早一点儿，他要去看烟花。从那以后就没有再通知我们去打牌了。那次打牌，他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尽管他手有点儿抖，拿牌拿得比较慢。邓楠在后头帮着他捋牌，打什么牌主要还是他做主，他说一声叫一个草花，要好了邓楠就给他重复一声。他对每一副牌打得还是很认真，很有兴趣的样子。

　　听他的家人说，到后来身体很不行的时候，他还老想着打桥牌。

　　莫谈国事

　　现在世界上桥牌的叫法很多，比较流行的有两种，一种叫精确叫牌法，一种叫自然叫牌法。具体怎么打，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和小平同志开始打牌的时候，叫法还不是那么系统、规范，我们的一套打法是自己设计的，基本上精确，但是比较简单，其中好多复杂的问叫，有时候就根据经验判断。也有一批人打得特别的细，叫牌很精确，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太精确了也有缺点，因为你不管怎么精确计算也不可能完全准确，有时候反倒还不如我们凭经验打牌。总的来说，我们是凭经验打娱乐桥牌。小平同志打牌守得紧、攻得狠、打得稳，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打牌中，他总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节约时间，而在成局、满贯或难度较大的牌上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

　　他还喜欢险中求胜，对手有时没叫，他抓住这个特点，动不动就加番——通常是叫加倍，可小平同志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大家也就跟着这么叫。自始至终，他精力都很充沛，打得很用心，很讲技巧。再加上他跟我们在一起打的时间比较长，打熟练了。

　　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我们在一块谈牌技，这个牌应该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适，这些可以随便谈。有时小平同志也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但别的，都不谈。

　　在这方面，我们都很守纪律，个人问题绝不对小平同志谈，也不趁机反映什么事情。只有一次，大概是1970年代末，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在饭桌上说北京市委冤案应该给予平反。小平同志没有吭声。那个时候“两个凡是”盛行，我们还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能够和小平同志做几十年牌友，得到他的信任，我们的谨慎、守纪律，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打牌的时候是很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没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对手，也可以是队友。如果和他打对家，我出错牌了，他会毫不客气地“指责”；他出错了，我也敢说他：你的牌出错了，如何打更好。我说的不一定对，但他不在乎，觉得你说得对会点点头，觉得你说得不对会反过来说你。所以和他打牌，我们没有什么压力，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有这种平等感觉真是不容易，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和小平同志的差距太大了，他当时是总书记，而我只是一个处长。主席曾经讲，领导和下属常常是一种猫鼠关系。小平同志和我们之间非常平等，显然不是这样。

　　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伟人，同时又是一位慈祥和智慧的长者。和他在一起，没有疏离感，也不让人害怕，可敬而且可亲。我至今都在怀念他。

　　附注：王大明，原北京市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1953年调北京市委政研室工作后与时任政研室主任的王汉斌（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工作之余合作玩桥牌，并且搭档长达几十年，被桥牌界称为“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