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科大校长江绵恒:按照培养钱学森的模式办校(图)

　　小教室，大课堂

　　新校区的教学布局特点，“复刻”了使用一年的华东师大过渡校区。正对二楼扶梯口，左边是中方校长办公室，右边是美方校长办公室。俞立中校长隔壁就是一间教室，常常可以听见里面传来的大声争论和朗朗笑声。

　　文理学院院长乔安娜·卫周安是个“中国通”，她主讲一门名叫“中国概念”的历史课程，从远古讲到21世纪，视角既非“中国中心”也非“美国中心”，同时受到中外学生欢迎。这门课只有30个名额，学生选不上怎么办？“不能扩容，他们可以下学期再选。”尽管每周只有两次课，但学生们在课外花的时间远比课内多，因为每节课前他们要精读数十页原著文本，不仅每周要写一篇读后感，随堂还要用20分钟写实时读后感，表达出自己的怀疑、未知、新意等。大学生坐着听讲并不累，而随时想着提问与回答才叫累，本课程学分中的20%由研讨情况决定。

　　一间小教室里永远只有一名老师和一帮学生？这种观念太传统了—上海纽大所谓的“大课”，不是学生多，而是老师多。入学前两年必修的“核心课程”，分为社会与文化基础、数学、科学、写作、语言五大模块，课程设计以多学科融合、多样化授课为原则。一个跨界交叉的“大课堂”，要求教授们分工与协作，甚至研讨课上会出现8名老师各自带组，了解学生思辨过程。

　　比如 “全球视野下的社会”这门课，由美方校长雷蒙与一名美国院士领衔授课；“分析学”课程更是由两名美国院士合作担纲；而“科学基础”涉及数理化及生物学多个学科领域，由包括美国院士在内的3名教授联合讲授。每周，“科学基础”都有4节主讲课、2节研讨课、1节实验课组成，每节课长达75分钟到90分钟。

　　杜冰凌从上海中学考入上海纽大，从小学到高中，他基本都是带着所谓“学霸”的光环度过。但刚入上海纽大，杜冰凌就有过一段时间迷茫，当时感觉自己十几年书像白读了一样，心理落差蛮大。

　　庆幸的是，这种落差也促使杜冰凌反思自己，找寻从前在应试教育的条条框框下被迫丢掉的很多东西。“上纽大的教授也好，教工也好，外国同学也好，都展示了一种与国内应试教育体系不同的观念。”他觉得，自己掌握了一种新的自主性。这种自主不是过去依照考试要求去自主学习，而是需要学生主动参与到大学中，需要学生独立思考与判断。

　　上纽大的课没有标准答案。文理学院就像一把大伞，下面是12个具体专业。现有的两届学生都还没有任何专业，必须在大二末才进行选择。“希望他们在通识教育中自我觉醒，冒出真正兴趣，找到自己所长。”卫周安说。

　　小实验，大成本

　　新模式的探路者，并非只有上纽大。就在上海数十公里外的阳澄湖科技园，第二座中美名校合办的独立法人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已经首年招生。它由武汉大学与杜克大学创办，同样精招生、强师资，同样中外学生比例各半。

　　在昆山，新校长刘经南院士向记者透露，学校先招硕士生，后招本科生，按计划今秋首届研究生不超过100人。而建校前两年，就有50多位杜克大学教授来昆山校园授课。据规划，近期在校生规模约700人，远期也只有3500人左右。

　　对比两组数据，中国高校在校生规模世界第一，达3000万之巨，美国在校生约1700万人；然而，中国普通高等院校的数量仅2000多所，美国则有约 3500所。因此，以“校均”人数论，中国平均每所高校约1.5万人在读，美国只有约5000人。显然，美国大学比中国“小”很多。从中，或许可见高教大国与高教强国的不同。

　　充满意味的是，上海科技大学这样的国内大学也开始变“小”了。这座中科院与上海市共建的研究型大学，一开始就确立“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定位。今年9月即将入学的首届本科生，面向全国仅招200人，此外还有研究生新生400多人；　而校方已聘的专任教师囊括了3名诺奖得主、26位中国院士，在中国高校界堪称罕有。

　　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上科大校长江绵恒，将中科院沪区十余家科研院所与上科大进行教育资源整合配置，所聘“院士教授”数量已占沪上两院院士约三分之一。基于科学家们国际学术交往的常年关系，去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耶鲁大学教授罗斯曼，也已接受上科大免疫化学所教授聘书。

　　江绵恒表示，学校将按1:10到1:12的师生比，先建设一支千人规模的专任教师队伍，在校生规模最终将达本科生2000名、研究生4000名，学校有足够师资为每位本科生配备导师。他对新生们说：“我们不提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只希望这是一个结果。”有人认为，上海科大正按照培养钱学森的加州理工学院模式办校，后者在校生只有2000人规模。

　　如果教育大众化后的小众化试验，解决了“高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那它们必能拥有一种复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