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李鑫,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文选(1975── 1982年)》,35页。]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影响。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华国锋不得不退让,而华国锋的最初的方案是折衷的: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样,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这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则为叶剑英、邓小平。邓小平成了中共的第三号人物。
这么一来,邓小平的职务远远高于陈云──因为陈云当时还只是保留着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虽然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但是在华国锋的影响下,这次会议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还认为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决定的,因而是必要的。
会议居然还认为“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也就号召全党批右而不批“左”。而“四人帮”实际上是一伙极左派,并非“极右派”。
紧接着,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陈云的名字虽然出现在222名的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但是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核心成员中,没有陈云:
主席──华国锋;
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至候补委员的名单中,也没有陈云!
其实,那是由于陈云从1962年以来称病,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已年老多病,该是担任荣誉性职务的时候了──虽说陈云比邓小平还小一岁!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云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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