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日内瓦出差，住在中国驻日内瓦使团的招待所，恰巧遇到前来开会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因为老外长的到来，这个原本安静的小院突然热闹起来，充满了笑声。无论工作人员还是“打尖住店”的访客，都热情地围上前，同他打招呼。李肇星也还是那么敏锐、风趣、充满活力。无论是对记者，还是对前来拜访的老同志，他都热情接待，浓浓的胶南口音，给人感觉特别亲切。
为了不打扰老外长和夫人休息，记者通过招待所管理员将电话打到房间，询问他们的日程安排。得知记者想采访自己，李肇星没迟疑，很爽快地答应了。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刘记者，不过咱们这不叫采访，就是聊聊天。”
日内瓦小叙
李肇星素有“平民外交家”之称，“独门技巧”是善于与人拉近距离。遇到新朋友，他最喜欢问两个问题：老家在哪里？学什么专业的？问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有历史，且从外交上来说，这个问题不会让人觉得不好回答，是拉近距离的最好办法。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是为了发现对方的长处，好向对方学习。这不，刚一落座，还没等记者开口提问，李肇星已经用短短几句话，将记者的“背景”摸了个清，然后迅速总结出3个共同点：北大校友、山东老乡、都为党和人民服务。
虽然已从外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好几年，但李肇星从未远离公众视线。坐在记者面前，他神采奕奕、侃侃而谈：“我这次来瑞士，是参加一个国际组织的年会。这是我见到的最节俭的国际组织，长期雇佣的文职工作人员只有几个。它是一位前非洲领导人发起的，（我们）是老朋友了，非洲也是中国的好朋友。他们邀请我，我就来了。”
听李肇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外长虽然退休了，但一直忙着写作、出书、应邀参加各种活动，生活十分充实。2013年下半年，他专门去了一趟南沙群岛，“李肇星在曾母暗沙泡澡宣示主权”的新闻，也一度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此次面对记者，李肇星这样解释自己的初衷：“南沙群岛和毗邻海域都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基本事实。只要美国认识到这个基本事实，其他事情都好谈、好解决。可美国人硬是假装不知道，睁眼说瞎话。欧盟是美国的盟友，也试图到亚太找平衡，把亚洲国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一样，好像都要由他做主……（我认为）任何人、任何国家，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国与国之间要相互尊重，不能居高临下地对别人。”
生命中的外交印记
“卸甲归田”几年后，李肇星和记者聊天，话里话外总绕不过“外交”二字。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初竟是误打误撞才入了这一行。
“你们这一代很幸福，没挨过饿。我小时候家里穷，4岁才第一次吃上白面馒头，感觉特别香。”回忆往事他感慨不已，“10岁时，有汽车开到老家来，大家从来没见过，就一起跑去看。我当时就想，长大后要当一名汽车司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理想。”
“第二个理想，是做你们的同行。”李肇星说，从1953年读中学开始，自己几乎天天看《人民日报》，也一直梦想着当记者，直到进了外交部，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还是先看《人民日报》。“上学时，我最喜欢代数，也喜欢语文，还差点学了俄语，却做梦也没想到会从事外交工作。高考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第三志愿是法文专业，第四志愿是德文专业，第五志愿是北大历史系。没想到北大以第二志愿录取了我。”1964年7月，李肇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外交部。
肯尼亚是李肇星外交生涯的起点。1970年，他和妻子秦小梅一起成为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职员。每天早晨，他要把当地英文报纸上的消息和评论翻译成汉语，读给代办（后来给大使）听。他还负责回复肯尼亚群众的来信，当签证官、礼宾官，给打扫卫生的肯尼亚雇员发工资，给三秘以上领导做翻译……从种种琐碎工作中，李肇星积累了基本的外交常识和技能。
1985年，李肇星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登场。此后，他先后出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驻联合国大使、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亲历了不少关键的历史事件，也见证了中国外交一步步走向强大。
李肇星还送给记者一本刚出版的、他的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我的快乐记忆》。“送给你，这里面有你想要的故事。”李肇星说。
谈策略
在不少外媒报道中，李肇星被称为“强硬派”，中国网民则赞他“在外交场合让我们看到中国男人的阳刚之美”。
“我记得当外长的时候，‘训’过两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一个是美国的，另一个就是日本的，而且对日本大使‘训’过两回。”李肇星说，外交上的“训”其实是把对方召到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训”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气、泄愤，而是让对方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2006年8月15日，因为日本首相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李肇星第一时间把日本大使宫本雄二叫到外交部，提出交涉。宫本刚一落座，他连客套话都省了，开口就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靖国神社供奉的‘二战’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和实施对外侵略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是近代史上给亚洲和世界造成巨大劫难的祸首……小泉首相参拜了6次，辩解了5年，但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反对参拜的声音日益高涨，这说明他的行径不得人心……”李肇星态度强硬，不容争辩，一口气把想说的话说完，并严肃地要求对方将自己的话完完整整地报告给东京。宫本雄二恭恭敬敬地听着李肇星说，中间想解释几句，都被驳了回去。
不过，李肇星并不赞成在外交场合一味追求强硬：“真正的‘强’应该摆事实，讲道理，讲平等，千万不要情绪化地看待‘强’。”比如中英间曾在香港回归的谈判桌上激烈交锋，这当中既有国家实力的较量，也有外交策略的博弈。
199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借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李肇星作为常驻联合国代表参加了会谈。因为双方各执己见、寸步不让，眼看会谈就要不欢而散，钱其琛缓和而冷静地做起了总结：“今天我们的会谈很重要，应该说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李肇星听后疑惑极了：“今天吵得这么厉害，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何来积极成果？”没等他转过弯来，钱其琛继续说道：“第一，双方争论得这么激烈，说明双方对香港回归问题都极为重视，这是今后我们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第二，今天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双方都愿意继续谈，哪怕吵架似的谈，这为双方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赫德听后，也“心领神会”地对这番总结表示赞同，谈判的破裂就这样被规避了。这让李肇星十分感慨：“这是外交上‘斗而不破’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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