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首位蒙难部长:张霖之倒在造反小将皮带下(图)

　　“狗崽子！狗崽子！”

　　“给她学校打电话，把这家伙带走。”

　　就在造反派打电话的短暂空隙，她从父亲深沉的目光里感到他急于知道外面的一切。

　　“爸爸，我们都好。您、您还有粮票吗？”

　　张霖之没有回答，只是低沉地带着微喘说道：“回家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

　　一群人强行把他们扯拽开，她的围巾散落在地上，露出的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她奋力扭过头，喊着：“爸爸，我还来看您，还来——”

　　张霖之咬紧牙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座活火山，在酝酿着喷发，酝酿着怒吼！这一天整整24小时，他粒米未沾，滴水未进。在敌意、冰冷的盯视下，在芒刺在背、鬼魅缠身般的厚重痛苦中，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前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工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这就是他在被斗毒打52次，关押30多天之后，第一次交出的“坦白”材料！一颗金子似的心，在全身伤痕，衣服、头发、脸上沾满墨汁、血污、痰迹后面，还在顽强地闪光。它足以使所有政治上的懦夫汗颜，甚至两千年前的那位老乡——刺秦王的荆轲也无法比拟。

　　除了他的妻子儿女之外，这些天来，还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人在想方设法营救张霖之。从高级干部到伙房大师傅，从左邻右舍到素不相识的煤矿工人。虽然一次次上告电话被粗暴地回绝挂断，一封封呼救信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信访组扣压，但是人们还在打、在写、在奔走……然而，谁都没想到，对张霖之部长的迫害，远远超出了挂牌、游街、戴高帽、“喷气式”、辱骂、狂叫。当人们知道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1967年1月21日晚6时，张霖之瘫倒在床上。这一天，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举行“庆祝夺权胜利”游行。他，作为俘虏和战利品，举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陪游陪斗6个小时。此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快油尽灯枯，没有一点气力。忽然，外面一阵纷乱的脚步，看守王××和田××推门侧倚，放进五六个人来，未等老人张口，已被拖到地上，接着又被按跪在一张长方条凳上，脖子上挂上一捆东西。张霖之只觉得沉重无比，汗珠噼里啪啦掉下来。原来那是一个用褥子裹着的大铁炉。见他颤颤巍巍，暴徒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帮助”他稳住。王××大声吼：“张霖之，你是不是彭真的死党？”“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你是不是常常深夜到彭真家开会？”“很少。”“干什么去了？”“商量工作。”“胡说……”

　　“啪！啪！”王××左右开弓，打得老人嘴里连血带沫子淌下来，舌头都麻了，像棉花瓤子塞在口里。眼角挨了一拳，他一只眼被血糊住，另一只眼大睁着盯着凶手。“你还敢不老实——”不知是谁，照准凳腿一脚踢去，凳倒人翻。张霖之的头被那个铁炉子掇着，重重磕在水泥地上。暴徒们又把他揪起来。

　　带着铁卡子的皮带和军用帆布腰带像雨点一样抽落下来，疼痛的抽搐散布到他脸上的每一根筋络，冷汗直冒。但张霖之仍不吭一声。血，迸溅着，溅到四壁。飞舞的皮带铁头打塌了他的左眉骨，打裂了后脑骨，打碎了衬衣。他下意识地蜷缩着，终于，两眼发黑，又扑倒在地上。

　　脑子已不太清晰的张霖之只觉得极疲倦，极沉重，渐渐地，一切都模糊了，也难听见抡着皮带的小将们在喊：“看呐！张霖之那副怪样子，装死狗，哈哈！”他好像睡着了，枯瘦的身体倒伏在地上，脸枕着温热的血，闭上了眼睛……

　　听到张霖之的死讯，周恩来含泪发表谈话：“我很难过！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

　　“听说没有？那个黑帮咽气了。”

　　“张部长不幸遇难，唉——”

　　“老张死得冤哪！”

　　“简直没有王法了，这样搞还了得？！”

　　“死就死呗，这种人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无数张嘴带着嘲弄的、幸灾乐祸的、悲哀的、愤怒的、痛不欲生的口吻传播着一个消息：张霖之死了！一封封加急电报、一个个长途电话通过万里中继线，询问煤炭部、国务院，询问“中央文革”，要求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

　　李蕴华和她的子女们是三天后才得到音讯的。天寒地冻，孩子们搀扶着母亲，路途遥遥奔向东郊火葬场。一位工人告诉他们，三天前矿院造反派把遗体拉来扔下就走了，要不是你们找到这里，再过些时候就火化了。张克非后来忆及那时的情景，仍肝胆欲裂：“我们见到爸爸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月前，他还笑着鼓励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现在却孤零零地躺在地上。爸爸赤裸着上身，下身穿着条棉毛裤，光脚，嘴里满是紫色的血块，背上尽是鞭伤、刀痕，头上有几处血洞……他的面容上凝留着愤恨，微张的嘴像在抗议。这是谁专谁的政，谁革谁的命？一个没有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屠刀下的老战士就这样完了。我想不明白，一辈子也想不通！”

　　当天深夜，全家人蜷缩在几只椅子搭的床上，屋里没有暖气，房间里空荡荡的，更觉得寒气逼人。当远处电报大楼的钟声敲过12点后，扔在屋角的电话忽然响了。二儿子张世平抓起电话，刚听了一句，就惊讶地跳起来，冲着李蕴华大叫：“妈妈！妈妈！快来呀，是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全家都呆了，只有泪水像山泉般涌了出来。母亲激动得全身抖动，她几乎是扑在听筒上在捕捉着对方的声音：“李蕴华同志，我是总理秘书周家鼎。总理十分关心霖之同志的问题，指示我们要立即通知公安部，通知谢富治同志。由法医、煤炭部、矿院和家属四方组成调查团，查明霖之同志的死因。他还让我告诉您，要节哀，多保重。”李蕴华含泪 “嗯、嗯”地应着，使劲地点头。也许就在此刻，在她几乎万念俱灰时，周恩来的关怀使她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

　　2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发表了如下谈话：“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到现在我都很难过，张霖之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让回家，多年的老战友嘛！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斗争。许多中央同志知道后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呵！你们难道可以为所欲为吗？”

　　3月1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接见七个部委的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含泪发表如下谈话：“矿院把张霖之同志揪去40多天，为什么不让回家？至少可以先回国务院嘛。今天我看见了钟子云（当时任煤炭部副部长，曾与张一同关押），看不见张霖之，他已经化成灰了，我很难过！他失掉人身自由40 多天，这样的拘留是违法的。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就是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说到这里，周恩来声音有些哽咽，“现在，让我怎么向党中央、向毛主席交代？”

　　3月11日，周恩来在一次更大规模的会上又说：“小将们，不要以为只有你们自己是革命的，我们许多老同志一样是赤胆忠心的。只要祖国人民一声召唤，他们照样会走上前线，血洒疆场的！可是，你们却不让他们革命，揪斗他们。像张霖之同志，还被摧残死了！”

　　张霖之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蒙难的部长，他的死，给所有正直、善良的人敲了警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不久就通知各部委，主要负责人立即搬进中南海这块唯一的“净土”，如果要与群众见面，必须事先通知，得到批准才行，时间不许超过两小时。这项规定后来成了许多老同志的保护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