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打下迄今为止最大“老虎”。随着中央反腐深入展开,一批“老虎”级乃至“大老虎”级的腐败官员相继落马,此次公布的周永康已是自十八大以来第41位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有哪些特点?中央如何打“老虎”级官员?记者梳理了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41名副省部级以上违纪违法官员信息,从官员分布、线索路径、处置时长等维度解读“老虎”落马。
特征一:
半数家乡官 回避制度执行不够
梳理落马高官的资料发现,在被调查处理的41名违纪违法干部中,“被带走时”在原籍省份任职的达18人,占总人数的44%。
为何落马“家乡官”比例如此高?“官员在家乡任职相比在异乡任职拥有更多的亲戚朋友关系,受到糖衣炮弹的攻击力量比较大,对官员意志是个很大考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和严格的自律,就很容易陷入腐败的陷阱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解释道,这是中国宗族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地缘政治在现代腐败的具体表现和反映。
事实上,异乡任职以防止腐败在中国官僚制度中由来已久,现今也有具体规定规范公务员回避制度。2012年,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公务员回避规定》,其中明确指出公务员担任县、乡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表示,此轮“家乡官”密集落马说明过去几十年中公务员回避制度执行有待增强。她建议中央在全国展开一次全面清查,对于任职中有夫妻、父子、母女、兄妹等亲属关系的官员,要坚决调离,加强回避制度。
特征二:
网络举报震慑力大 成效显著
这41位副省部级以上干部在被调查前,共有23人曾被举报,其中9例为网络举报。23个举报案例中,有6例为实名举报,其中5例也是被网络反腐打倒。
近两年来,网络反腐成为群众监督的重要形式,对“苍蝇”和“老虎”级官员均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
汪玉凯表示,网络反腐确实充分动员了社会的力量,对腐败寻根问底,形成天罗地网。虽然形形色色的腐败表现各异,隐秘很深,纪检、组织部门发现很为困难,但却逃不开老百姓的目光。“而网络反腐之所以如此有成效,主要是中央对社会反腐的重视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手段。”汪玉凯指出。
去年9月,中纪委网站正式开通,设置“12388网络举报”、“互动交流”等板块,接受网络信访举报。汪玉凯认为,中纪委将5个门户网站整合成 1个门户网站,大大提高门户网站公开性,透明度,统一性。同时网站将社会举报放在特别突出重要地位,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反腐,将网络反腐纳入正规、有序的渠道,不仅提高举报数量,还提高权威性、真实性。
特征三:
落马时多不知情 反腐质量提高
此轮反腐动作之快一直被外界津津乐道,许多官员被带走前甚至毫不知情。例如,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落马当天仍在当地媒体《江西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四川省原文联主席郭永祥被带走的前一天,还在家里打乒乓球。
对此,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教授表示:“这较好地诠释了‘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不是一句空话,上面要采取组织措施的时候,才跟省委打招呼,随即就在中纪委网站公布。这时不知道就对了。”
汪玉凯也认为这反映了中纪委办案的质量和效率提高。他还表示:“反腐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过去有些官员被调查前很早知道了,就会采取很多方法来造假和反制,现在不给官员机会和事件防范和造假,这都有助于节约案件查办的时间和成本。”
不过,林喆表示官员对自己的查处不知情也反映出干部监督中的一个缺陷。她指出:“现在干部完全不知道自己被查处,说明没有人警告他们。事实上,干部在刚出现问题时,有关方面和上级组织就应该找他见面谈话。谈话制度非常好,这样就不会让干部铸成大错后才发现,这应该贯穿在干部培养和监督的过程中。”
特征四:
办案效率高 11人10天内公布处理结果
截止到7月14日,41名违纪违法干部中,已有31人被公布处理结果。其中,11人在10天内就被公布了处理结果,其后的处理时长为100-200天。
“高官腐败情况各有差异,所以处理时间会有所不同。”汪玉凯表示,孤立性的腐败,很快就可以处理。而系统性的窝案,由于牵涉面非常广,涉及到人很多,关系不同行业,肯定会花费更长时间进行调查。在调查地水落石出,进行整体定性把握后,才能对各个官员的腐败定性。
2012年12月,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成首位被调查的省部级高官,而由于牵涉面广,背后还有更大的“老虎”,李春城总共被调查处理的时间长达509天。
针对相当比例的高官在10天内就被公布处理结果,汪玉凯表示这反映了中纪委在办案过程中非常强调效率的特点。最快查清案件,第一时间公布,绝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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