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铁面无私亲手打掉的七只“大老虎”(图)

　　左祥云贪污246元7角被处决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

　　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厅等纪念物，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这在当时是重大工程。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整个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审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等行为，犯有严重罪行。

　　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祥云。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左祥云被抓获后，中央总务厅的腐败问题暴露无遗。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年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从红军英雄蜕变为腐败分子的肖玉璧毛泽东表示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陕甘宁边区检察机关审讯肖玉璧，肖玉璧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陕甘宁高等法院检察署经审查终结，认为肖玉璧贪污案证据确凿，遂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公诉。判决理由：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责，廉洁奉公，利用职位实行贪污，克扣公款3050元，并携带款项和税票逃跑，叛变革命。此种行为对于边区模范政权之建立危害至大。依据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八项和第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被告人肖玉璧死刑。

　　边区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后，肖玉璧不服，并与执法人员吵闹并要求面见林伯渠，林伯渠念及肖玉璧是老红军英雄，便答应见他。肖玉璧见到林伯渠后就说被判处死刑太重了，并要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林伯渠最后答应了肖玉璧的请求。

　　最后，毛泽东对林伯渠说这次处罚肖玉璧与黄克功案一样，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由红军英雄堕落成贪污犯的肖玉璧被惩处后，在边区引起了强烈反响。1942年1月5日，边区《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评论指出：“肖玉璧判处死刑了，因为他贪污，开小差，为升官发财以至叛变了革命；虽然他还当过一些不小的‘官’——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等等。据说，边区近两年来，贪污案件占总案件百分之五还强，反贪污的斗争是非常要紧的！

　　新中国“反腐第一刀”：震动全国、教育全党的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

　　1951年秋，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鉴于此，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并强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大问题。”②以此为开端，历时三年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刘青山、张子善案是“三反、五反”运动时期惩处的一个大案要案，也是反腐倡廉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逮捕张子善那一天，华北局讨论河北省委的请示后，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据有关资料披露，周恩来拿着华北局上报中央的报告，气愤地说：“更不能容忍的是，全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毒、反对嫖娼的运动，我们这些所谓功臣们，却吸毒成瘾，滥搞男女关系！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12月4日，河北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经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