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年之后两人就结婚了。197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周滨在油田当地的医院出生。当时有种说法，认为周的这次婚姻，也有“从政治出发”的考虑。
近三年时间里，周永康很快从普通的技术员，升任为地质团区域室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便已经很少像童晓光那般，继续下野外进行地震勘探了。
当时指挥部参照军队级别进行编制，童晓光的级别是排长，而指导员是连级干部。两人的关系彻底调了个，“我还是干活儿的，而他相当于管事儿的了”。
生活条件随着油田的扩大，也得到了改善。周永康一家已住进了位于兴隆台地区油田家属区，一个二十平米左右、带个小院子的砖房。童晓光和他们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他印象里周永康夫妻俩工作忙碌，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后来周把母亲从江苏老家拉过来，照看孩子。不过，婆媳关系似乎相处的不太融洽，时常会听到隔壁传来争吵声。
1973年作战指挥部变更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周永康很快调到地球物理勘探处担任处长，成为了一名处级领导干部，此时据其来到辽河不过五年多时间。不久童晓光也调到了局机关任职，工作重心依然放在技术上。因工作地点疏远，与周已经少有接触了。后来，他得知周永康继续升迁，做到局政治部副主任，主抓行政和宣传，而夫妻俩又有了一个儿子。
“他工作能力确实很强，政治方面尤其突出。”童晓光回忆，“而他升的速度也的确太快了。”他至今依然认为,一个石油勘探工作者最应努力的方向，是成为精于业务和学术的研究型专家。
但身边包括周永康在内的诸多例子，无疑都朝着与他观点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多吃了，人家不就少吃了么？”
“那时候，他应该算是个相当不错的官员。”受访者杨广吉说。
老家辽宁海城的杨广吉知青出身，辽河石油会战之初前往油田钻井基层工作，1976年调入辽河石油勘探局钻井政治处做秘书。1978年，他开始跟随刚刚升任钻井处代理党委书记的周永康，四处跑基层，并为其撰写讲话材料。尽管已近20年没再见面，但他对老领导当年的工作状态印象颇深。
早在此前一年两人便已相识。
1977年盛夏的某天，杨广吉被派遣前往高升石油会战前线（辽河会战中的一块油田）采访。刚驶出盘山县城，搭乘的运输卡车发动机出了故障，他只得站路边拦顺风车。
中午时候，一辆“212型”吉普车，带起一路黄土疾驰而来，在他面前一脚急刹车停下。当时能坐这款车型的，都得是处级以上领导。
“上哪去？”一位目光炯炯的中年人摇下车窗，上下打量一番，操着南方口音问。听罢去处，他冲车内歪歪头，示意上车。此人是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永康，也要去高升前线。
听闻杨广吉要去采访标兵连队85队，坐在副驾驶的周特地转过身嘱咐，该队精神内涵很丰富，一定要详细了解，挖出深层次的东西，“少写些大话、套话”。
采访完毕，周又把他送回了驻地。那次偶遇使杨广吉感觉，除口音之外，身材魁梧、大嗓门的周丝毫不像南方人，说话做事儿果断、“少有斯文”，脾气颇具北方人的豪爽。
之后在钻井处再次见面，周还打趣说：“小杨，咱是老熟人了，以后上哪去就跟我走，保你不用到处截车。”
此后，杨成为周的专职秘书。
在他的记忆里，周的生活作风极为简朴。每次去各个基层连队做调研时，周都只背一个黄色小挎包，有时候是杨广吉帮忙提着。里面只放三样东西：一个牛皮笔记本，一个搪瓷饭盒以及不锈钢勺子。周曾说，后两样吃饭的家伙，自其大学时期就没更换过新的，已用了十多年。
他不允许搞特殊化待遇，这一点杨言语间很是认同。周作为一把手的钻井处，实施半军事化管理，共有职工近万人，盘锦各个地区分散驻扎200多个基层连队。每次出差，饭点到了，去食堂打饭，当地的连队领导都不愿收两人的饭票。“你当大领导的大老远来我们这儿，吃顿饭还收你什么钱？”杨广吉描述当时的一种普遍心态。
杨广吉在井队呆过，了解伙食的价格，遇到这情况便会把饭票一扔，转身就走。他负责给周打饭，都是按照普通的一菜一饭标准——手拿两人的饭盆，四两米饭上各自帽（浇）上一勺菜。“也没什么好菜，都是炖白菜、萝卜条子之类的，没肉的8分，有肉的1毛5，一顿饭也就两三毛钱。”他说。和普通职工伙食标准一样，赶上没菜了就吃咸菜，从来不让食堂额外炒。
某次，一个小领导执意不让交饭钱，周永康发了很大的火，狠狠将其骂了一顿。杨广吉还能回忆起大致的内容：“他说，食堂是大伙儿的食堂，你拿了职工的让我多吃了、讨好我，人家不就少吃了么！”
此外，几乎从没见周永康喝过酒。唯一的例外，是某次为钻井队庆功的宴会上，周以水代酒和“女子钻井队”班子集体碰杯，被女队员们强行换上了酒，周推辞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实际上，女性并不适宜从事与石油相关的重度劳动性工作。70年代初，随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辽河石油勘探局相继成立了女子钻井队、采油队。当时，周永康很重视女子钻井队的建设。这批“铁姑娘”也成为油田里“女性能顶半边天”的旗帜，多次受到表彰。
几位女工人回忆称，因为体力消耗大，不少姑娘“一顿能吃5个馒头，再加2两苞米饭”。时常有拉着一整车厢卫生纸的卡车，开进女子队伍驻扎的基层。不少人落下了颈椎病、关节炎等劳损性疾病的病根。
据一位当年女子钻井队的老队员回忆，1979年她因身体无法再负担重体力劳作，调走前曾去周永康家拜访告辞。周很温情地邀请她：“你这一去，可能一辈子就见不着面了，吃顿家常便饭再走吧。”
此时周的居住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依然是个小平房。该女队员称，70年代末的大部分处级领导干部，都已开始置办新式家具，但周屋子里的柜子、桌子等大件，都还模样简陋老旧。王淑华有些不好意思地想她解释，这都是从周让亲戚从老家寄过来的旧家具。
三人围在一个小桌子前，共有四个菜。“很素净，我只记得有一盘炒鸡蛋。”她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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