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周恩来显示了自己对待曾经的恋人的态度。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和陈毅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和陈毅一道，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早期的战友。
周恩来他们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但是张若名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
当周秉德自己在爱情方面遇到挫折，想听听周恩来对情人分手时的感受时，周恩来毫不隐讳地说：“当然不平静。秉德，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儿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周恩来还告诉周秉德：“张若名后来获得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就与丈夫杨堃回国任教，起先在北京，后来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当教授。1955年4月我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回国时从昆明路过，我和陈毅还与张若名夫妇见了面。你七妈还怪我没与他们合个影，都是老朋友了嘛!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儿了!”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20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结果她被打成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
处乱不惊，生死置之度外
1955年初，万隆会议定于4月18日召开，会期是一星期。正当有关人士紧张地为周总理这次出行做准备之际，3月初有关部门获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乘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面对这一严峻情况，周总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参会。当时我国没有大型飞机，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正当大家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总理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吴努总理对我如此尊重，周总理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总理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等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登机。正在这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他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总理。这是在我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这份如此重要的情报，并未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措施不力。
4月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抵达昆明。周总理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总理正好可以在昆明休息几天。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周总理一行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但周总理并没有忘记先行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大姐，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邓颖超把周恩来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后，罗青长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0日，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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