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榕忆邓朴方北大摔伤后细节 连送几家医院都不收

　　我只有在去食堂打饭时才能走出校医院，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每次走到户外，不管是晴空万里，还是阴云密布，我都会挺直了腰，仰起头来，看一看那浩渺无垠的天空。有时，我还可以偷空走到未名湖，在杂乱而浓密的绿荫掩蔽下，踏着落叶铺满的小路，走到湖旁。我紧紧地靠着湖边坐着，看着那水波不兴的湖面，看着水中隐隐绰绰倒映着的绿树蓝天，让整个心灵浸透在这一泓碧水之中，把所有的喧嚣统统抛在脑后，全心享受这片刻的静谧。

　　我们憎恨造反派，我们厌恶周围的政治狂潮，我们无意也无力抗争什么，我们仅仅是想寻求心灵上的宁静，仅仅是想躲藏回避。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岁月，哪里有宁静可寻可觅，哪里又有地方可藏可避？在昊昊苍天之下，人的命运显得这样渺小，这样微不足道。我们受尽心灵上的磨难，自觉时运不济，但在那个年代，命运像我们一样悲惨，甚至比我们的命运更加悲惨的，实在太多了，多得数不胜数。举国上下，在被冠以“革命”名义狂涛的无情冲击下，被打倒监禁的大有人在，被迫害致残致死的大有人在，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那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公理、没有人道、甚至没有人性的疯狂岁月。今天，我们之所以回首往事并将这所有的一切详细记述下来，只有一个愿望：愿所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铭记这一人间悲剧；愿所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知晓这一人间悲剧；愿苍天有知，永远不要让这一人间悲剧再度重演。

　　就这样，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深秋的北京，寒风日劲，天渐渐地冷了。

　　10月中下旬，召开了前面提到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对于全会，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不是关心制定了什么新的革命路线，也不是关心进行了什么新的人事变动，我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此次会议会不会对父亲作政治结论。这次如作结论，就是最终定性。是好是坏，对于父亲本人，对于我们全家，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我们到处打听消息。得知毛泽东仍决定保留父亲的党籍后，我立即跑到中央美院去找大姐。大姐邓林6月份被抓到学院后，一直关在牛棚里，没有人身自由，消息闭塞。我去看她时，造反派一直看着我们，监视着我们，唯恐我们进行“反革命黑串联”。我急于把情况告诉大姐，但碍于看管人员而无法说话。我说我口渴想喝水，那个看着我们的人居然“开恩”去找水了。趁着他离开的一瞬间，我赶快小声地告诉大姐：“爸爸没开除党籍！”我看见大姐眼中闪现出兴奋的光芒。这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太大了。也就是说，父亲还没有完全被置于死地。其实，对于父亲的政治前途，我们根本没抱幻想和奢望。但我们知道，能保留党籍，对于父亲这样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来说，太重要了。党籍，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不过是一支政治的风向标；而在忠诚的共产党员心中，则高于生命，重于生命。

　　十二中全会后，邓小平没有被开除党籍。北大造反派的劲头好像一下子少了一半儿，对邓小平儿女的兴趣也就没那么大了。他们渐渐很少来校医院，而后根本就不来了。只有刚刚进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偶尔来视察一下。哥哥的病房，居然有幸成为一个被造反派“冷落”的角落。我们竟然还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偷着看《红楼梦》，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文革”运动没有停步，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也没有停止。可能是运动中发生的非常事情太多了，多到毛泽东都有所风闻。在1968年马上就要过去的时候，也就是12月26日，中央发了一个《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其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一段话：“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从这个“一二二六”指示以后，我们的“头衔”改了，不再被人叫作“黑帮子女”，而被称作“可教子女”。还是毛主席说话管用，那些原来对我们声严色厉的造反派，不管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态度只能有所收敛。而我们，不在高压之下，日子可就过得轻松多了。

　　本来，日子就这样渐渐地过去，渐渐地平静下来。却不料，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我们家只有我和飞飞在中学，属于要“上山下乡”的范畴。1968年12月，飞飞随他所在的师大一附中的同学，首批被分配到山西插队。飞飞最信任哥哥，他到北大校医院问哥哥：“学校让我们下乡，怎么办，去不去？”哥哥听说他最心疼的小弟弟被分配插队，心里很伤心。他想了想，说：“去下乡，不知以后会怎么样，也许别人能回来，你回不来。不去下乡，政治上会留下个包袱，说你不响应上山下乡号召，以后可能更不好办。”听了此话，飞飞说：“那我就去。”

　　飞飞决定走了，眼看行期在即。他才十七岁，去这么远的地方，我们实在不放心。行前，我们为他收拾行装。现买的两个大箱子并排放在地上，一个帆布的，一个木头的，我们什么都往里装。棉被棉衣棉鞋，帽子裤子袜子，他爱做无线电，连同锤子砧子，能装的都往里装。邓楠特别会收拾东西，而且什么都想让飞飞带去。她把箱子塞得满得不能再满了还在不停地塞，恨不得连自己的心都一起塞进去。她还写了一张条子，详细说明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生怕飞飞到山西后找不到东西。临走前，飞飞去美院看望关在牛棚的大姐。大姐伤心地看着弟弟，她不能给弟弟收拾东西，不能去火车站给弟弟送行，甚至不知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自己的这个小弟弟。她哭了，她受不了这又一次的生离死别。

　　走的那天，北京火车站的一号站台上，挤满了要走的学生和送行的人群。在一列长长的插队学生专列旁，到处可以看到拉着就不肯松开的手，到处可以听到说不完讲不尽的嘱咐叮咛，到处可以看到闪动在眼中和流淌在面颊上的泪水。依依不舍和担忧之情弥散在人们的心头。一声汽笛长鸣，车轮发出隆隆巨响，满载插队学生的火车专列开动了。一瞬间，车上车下，车里车外，人们同时爆发出放声的大哭。这震天的哭声，掩盖了火车的轰鸣。

　　我和二姐来送弟弟，我们看着火车驶出站台，看着火车越走越远，一直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车站。我们谁也没说话，许久之后仍止不住泪水的流淌。哥哥瘫痪在校医院，姐姐被关在牛棚，弟弟远走他乡，父母被监禁音讯全无，在偌大一个天地之间，我们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凄凉。

　　弟弟走后不久，到了1969年的1月，我也随着所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去陕北延安地区插队。在向西行驶的火车上，我度过了十九岁的生日。我们那个在北京方壶斋的家，除了大姐、二姐有时从学校回来一下，就只剩下七十岁的奶奶，靠着每月二十元生活费，一个人艰难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