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专家:北京有一起恐慌事件原因至今不明(图)

　　齐鲁晚报：我们注意到，在机构设置方面，各地“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纷纷升格为“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李伟：我个人认为，以往在我国的反恐工作中，有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参与。协调小组就在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发挥协调作用，本质上是一个协调机构。

　　从“协调”到“领导”，说明整个反恐工作将更加全面。反恐工作领导小组的建立，能够理顺全国反恐机制和体制，从全国反恐的角度，统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工作，使我国整体反恐工作更加有效。

　　可以说，整个反恐工作领导机制、反恐布局已基本完善了，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成为一个领导机构，能够直接指挥或统筹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进一步优化国家资源，统一部署、相互配合，更好地发挥反恐作用。

　　齐鲁晚报：除了反恐工作领导小组这一机构变化外，还有哪些突出的措施？

　　李伟：不同层级的反恐力量在不断加强，比如既有习主席授旗的猎鹰突击队、雪豹突击队等国家级专业反恐力量（他们主要应对重大人质劫持事件），还有一线、基层等代表整体反恐能力、装备及反应机制的力量，这应该是我国反恐工作真正的重心所在。

　　反恐情报工作得到强化，将人民的反恐战争和专业的反恐力量相结合。同时，加强国际反恐合作，5月22日的暴恐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FBI也提出和中国合作。

　　需要说明的是，恐怖主义作为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才能得到真正全面、有效的遏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存在。

　　针对这一点，一些高校或智库设立反恐专业或专门研究机构，都将对我国反恐工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齐鲁晚报：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目前没有成熟的反恐模式可供借鉴？

　　李伟：对。不同国家面临的恐怖威胁各不相同，形态各异。国际社会对反恐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共识，反恐依然还是一个难题。

　　到目前为止，这个难题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找到成功的解决模式。所以，只能在反恐工作过程中不断摸索，以形成适合我国的一整套比较有效的、打击遏制恐怖主义的方式。

　　反恐情报、预警，需投入更多人力物力

　　齐鲁晚报：最近不少人谈论“火柴实名制”和“地铁安检”的问题，认为反恐如果反到影响普通人生活的程度，是不是得不偿失了？

　　李伟：任何一个反恐机制，都是一个探索的阶段，包括购买火柴实名制等措施，是在恐怖威胁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探索过程。

　　此前说过，暴恐分子会用很多意想不到的方法方式从事恐怖活动，这给防控增加了难度，而有些看似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措施出台，是根据已发生或破获的暴恐案件而作出的。像火柴、液化气罐等物品购买实名制等举措引起的不满情绪，也是刚刚步入全面反恐状态的一种表现。

　　昆明“3·01”事件发生后，北京地铁出现了四次恐慌事件，有一起事件竟然到目前都查不出是什么情况引起的恐慌，所有监控器调查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突然就慌起来，每次恐慌几乎都要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

　　现在既然没有既能保证生命安全又不影响工作生活的一整套措施和机制，为了更大程度地确保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应该对国家有充分的理解，并配合相关措施实施。

　　当然，确实有不少政策措施也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或以更科学的方式实施。如果没有民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反恐工作可能会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齐鲁晚报：北京有了85万反恐志愿者队伍，这样能不能真正起到反恐作用？

　　李伟：只有民众成为持久的、重要的依靠力量和基础力量的时候，我国的反恐工作才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中央也提出，要打一场反恐的人民战争，这就需要民众能够积极参与到整个反恐斗争中来，为专门的反恐力量提供一些暴恐分子准备策划、实施恐怖活动的蛛丝马迹，这对整体的反恐斗争非常重要。

　　齐鲁晚报：对于为期一年的专项“反恐严打”，您有哪些预期和希望？

　　李伟：对于国家和基层管理者来说，仍然要继续绷紧反恐这根弦，特别是在我国反恐情报、预警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国家要加强反恐合作，特别是要严查组织、策划、指挥境内恐怖势力的境外东突势力，在国际合作的前提下，压缩境外东突势力活动空间，给予他们更严厉的打击。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对暴恐分子的仇恨扩大化，不能把恐怖主义问题和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民族、特定的宗教挂起钩来。现在有很多从新疆地区去内地的人，遇到打不上车、住不上店，被人赶得到处跑的情况，在新疆地区也出现一些区域不愿意接纳南疆人并设卡不让南疆人到北疆去。这都不是正确的反恐做法，这样做正是恐怖主义分子愿意看到的。

　　在很多问题上，千万不要以形式主义代替实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让别人蒙面纱或者说强迫别人剃掉胡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包括基层管理者，在实施反恐防范措施时，不能出现简单粗暴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