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200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一夜未眠的陈再道赶到谢富治、王力的住处，想找他们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当时的局势。王力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来见愤然地冲进来的“百万雄师”代表。陈再道急劝群众代表到外面去谈话。
陈再道和谢富治领着这200多人来到住所后的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开始“谈判”。“谈判”的效果很好，气氛十分融洽，谢富治还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百万雄师”的代表得到许诺，答应立即离开东湖宾馆。这时，躲在房间的王力看到这种气氛，也走出来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恰在此时，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主的数百名群众冲了进来，喊着要抓王力。王力急忙跑回屋里，群众追进去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坚持不走，北航“红旗”的几个人开口骂人，激起了在场群众的更大义愤。他们强行将王力抓起来塞进汽车，拉到了武汉军区大院，并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
接着，武汉三镇像炸了锅一样，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和驻军指战员，排成4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他们一路张贴标语，高呼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群众抓走王力以后，陈再道心急如焚，马上报告了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立即找回王力。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决定陈留在东湖宾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钟汉华和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负责找回王力……
武汉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有意把武汉“七二○”事件说成“武汉兵变”。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信，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修改。戚本禹认为事关重大，又去找陈伯达、关锋商量。最后，将修改稿送林彪、江青审定签名，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乘专机送到武汉面呈毛泽东。信中说：“外面形势不好，主席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请及时转移……”毛泽东看完信后，将信将疑，对于是否立即转移一时没有拿定主意。
毛泽东问：“为什么要转移？”邱会作挑拨说：“陈再道发动了‘兵变’，主席继续留在武汉，将有生命危险！”毛泽东仍然犹豫不决，自言自语：“如果走了，那么在武汉就游不成泳了。”他显然不愿意离开武汉。
7月20日下午近5时，汪东兴匆匆找到警卫队长陈长江，说：“长江，周总理快到山坡机场了，你快派人去接。”
周恩来的专机降落在山坡军用机场。一下飞机，他便登上专车，在中央警卫一中队小分队的护卫下直奔武汉东湖宾馆。到达百花一号后，周恩来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
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4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汉。“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了。
走，往哪里走？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直到晚上8时，毛泽东才决定下来：去上海！
“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杨成武问。毛泽东把手一拂：“天上！”一向很少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此时的武汉群众，甚至包括那些冲进东湖宾馆的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在武汉。因此，毛泽东的转移一直在保密中进行着。
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毛泽东所乘坐的飞机自王家墩机场起飞。从东湖宾馆到王家墩机场要经过长长的武汉市区大街，还要通过长江大桥等交通要隘才能到达。沿途的安全，责成武汉军区负责。同时，决定把山坡机场的两架由北京来的飞机也调到王家墩机场待命，以便毛泽东离开武汉时乘用。
夜阑人静，时针已指向凌晨2时。忙了个大半夜的毛泽东刚刚在硬板床上休息了一会儿，正点上一支烟坐在沙发上思考问题。陈长江走过去，说：“主席，全都安排好了，请您马上上车，现乘飞机去上海。”
毛泽东慢慢起了身，走出梅岭一号，门口正停着好几辆车。邱会作和刘丰等人已在那里待命。随即，毛泽东坐上了一辆普通的军用吉普军，陈长江等随行的警卫人员乘坐两辆大卡车前后护卫。
车队驶出东湖宾馆，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通过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开进。沿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
7月21日上午11时，飞机稳稳当当地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当年中央政治局考虑飞机总有些危险性，决定毛泽东出行不坐飞机，改坐专列）以后第一次破例再次乘飞机，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转移到上海后，毛泽东下榻在虹桥宾馆。当天，毛泽东没有睡觉，还在考虑武汉发生的事件。
7 月24日晚饭后，杨成武在宾馆的院内陪毛泽东散步，陈长江侍卫在后。走着走着，毛泽东谈到了武汉事件：“杨成武，你以前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怎么样？”杨成武回答：“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反剪双手，缓步向前走着，追问：“你说，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没有正面回答，迂回地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您干革命的，他们对您是有感情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杨成武会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后来才知道，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后，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这两位武汉归来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又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
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并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3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添加了“同志”两字。谁都清楚，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无疑救了陈再道一命！
在上海期间，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王力这个在“七二〇事件”中大出风头的“英雄”也就此沦为阶下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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