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副教授曝自主招生腐败:即使考十多分的也招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近日因受贿落马，由此也引发人们对高校自主招生的广泛关注。专家指出，自主招生是中国教改不可逆转的方向，应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加强自主招生的监督，用进一步的改革，消除改革不彻底带来的问题。

　　自主招生腐败频生 多环节被指存漏洞

　　近日，南京市检察院宣布：以涉嫌受贿罪决定对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予以逮捕。经查，2006年至2013年期间，蔡荣生利用职务便利，在学校特殊类型招生过程中为考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000余万元。

　　近年来，高校自主招生领域腐败频发，官员因招生腐败落马并不鲜见。早在2013年，即有报道指出，自主招生、破格补录和调换专业日益成为高招腐败的三大“重灾区”。

　　实名认证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的“@人大陈伟”对此深有体会：“过去几届有的学生考试得十来分二十来分，超级低，正常学生再不用功，六七十分还是可以得的。有人责我苛严，原因其实在这里（招生腐败）。”

　　如今，藏在象牙塔中的“硕鼠”终于落网，然其潜伏时间之长、受贿金额之巨，仍令公众吃了一惊。人们不禁疑问，究竟自主招生的哪些环节疏漏让腐败有了生存空间？

　　针对上述疑问，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受访时曾指出，在自主招生中，一些高校在招生标准设定、自主选拔环节，特别是面试环节，不尽合理，制度规范不严密，存在某些漏洞。

　　“这突出表现在，以极富‘弹性’的人才评价标准定取舍；通过‘权钱交易’，以‘特长生’的名义，大幅降分录取高考低分考生；在艺术、体育等特长生材料方面弄虚作假，骗取‘自主招生’资格。”张亚群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告诉中新网记者，“从最初的材料审核、初试、复试再到最后的公示，所有环节中，如果行政力量干预学术力量公正选拔，难免会加大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可能。”

　　监管机制作为有限信息公开待推进

　　自主招生领域腐败频生，制度本身存在的漏洞难辞其咎。除此之外，负责行使外部监督职责的相关部门亦有失职之嫌。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就此发出疑问：“人大蔡荣生当了十一年招生处长，其中已经查实有八年吃拿卡要千万元，违规招生，其间还担任七家公司独立董事。人民大学党政纪检监察部门有无觉察，有无处理，为何拖至于此？”

　　熊丙奇则指出，近几年多所高校负责人因腐败触犯法律，他们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缺乏监管，学校内部缺乏民主决策，学校成立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往往沦为摆设。

　　招生信息不透明，亦是导致自主招生公信力受损的原因之一。

　　近期，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61.4%的受访者认为自主招生“不公开透明，留下腐败空间”，56.7%的受访者认为其“已经异化成‘看钱看权’招生”，而仅有14.1%的受访者认同“自主招生是对高考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

　　事实上，针对高招信息公开，相关部门早有规定，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提出过“六公开”的要求。

　　2013年，教育部再发文，要求高招信息“十公开”。其中，尤其强调应公开“自主选拔录取学生、高水平运动员、艺术特长生等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入选考生资格”。而公开的具体信息则要包括姓名、所在中学（或单位）、享受照顾政策类别、资格条件等多项内容。

　　然而，熊丙奇对此持谨慎态度：“鉴于之前出台‘六公开’政策，以高校不公开收场。此次‘十公开’能否得到落实，还需要拭目以待。”

　　自主招生引存废之争 学者吁高招阳光透明

　　招生腐败案件频发，监管机制作为有限，招生信息不透明……有关负面信息，让自2003年实施至今的高校自主招生遭遇不少质疑，甚至引发存废之争。

　　网友“@巴清河”认为，“自主招生早该取消，这是掩盖不平等的借口，在缺乏有效监督的体制下，按分数高低录取才是公平的。”不过熊丙奇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是我国教育改革不可逆转的方向，理性的态度，应是针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以进一步改革，消除改革不彻底带来的问题。”

　　如何让自主招生重拾公平本义，储朝晖更重视专业与监督的作用。

　　“真正的自主招生应该在专业的环境中运行。应该让高考招生成为专业组织的专业工作，由学校专业团队自主招生，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的体系。”储朝晖说。

　　他还指出，自主招生改革本身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自主招生处于不受外部权力监督的环境里。“要将招生工作置于监督之下，形成包括行政权力、公众、相关当事人等在内的监督网络。”

　　与储朝晖相比，熊丙奇不但强调自主招生制度的完善，也呼吁推进高招信息的阳光透明。

　　“高校应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由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学校的招生标准，并监督职能部门执行。要明确高校必须公示的招生信息内容，并按照信息公开的要求，追究不公开信息高校的责任。”

　　除此之外，熊丙奇还指出：“只有政府回归本位，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并监督学校建立确保自主权得到有效使用的办学制度，才能提升学校的现代治理能力，回应社会对高校能否用好自主权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