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至死信鲁迅偷看其妻洗澡 贬许广平为妾(图)

　　“青年必读书”之争

　　在谈到“青年必读书”问题时，周作人对鲍耀明说：

　　“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这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

　　周作人在“必读书”问题上这样回答年轻朋友，简直可以说是误人子弟。甚至可以说是在有意歪曲事实真相。众所周知，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在“附注”一栏，他却写道：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了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收入《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

　　言之凿凿，态度十分鲜明。鲁迅所以要“拗一调”，不像其他人那样开列一大串书目，正是因为他不希望当时的青年们沉溺在书目中，钻进研究室，做成书呆子，而忘记了国家的积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鲁迅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他力主青年要走出书斋，去革新、革命，冲决旧的网罗，创建新的中国，也就是“附注”所说的“行”大于“言”。鲁迅的这一态度光明磊落，无可指责。而且可以说，这比其他任何答卷都高明，也更具说服力和警醒力。这才是鲁迅风格，这才是鲁迅精神——他始终认为救国比念书更当紧、更重要。何况，他要大家多读那些关心现实的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那些消弭斗志、让人远离现实的中国书呢！至于他开给友人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的那份书单，是因为许世瑛在大学念中文系，和一般的社会青年或一般的中学生不太一样，所以要因材施教。

　　周作人由“必读书”答卷又谈到了关于“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论争。他说：

　　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指鲁迅）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陆放翁说：“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就是那么的一回事。

　　事实上，鲁迅确乎未像李大钊那样，写文章批评过胡适“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主张。后来有些新文学史说他在此论争中功绩“与李大钊并重”，这显然不对。周作人称之为“追加的神话”是对的。因为这种“追加的神话”不实事求是，甚至歪曲历史。其实，这对鲁迅也是帮倒忙，即使鲁迅未写文章批评胡适的这一主张，他就不伟大了吗？何况历史也清楚地表明：鲁迅一直不赞成胡适的这一主张，也一直支持李大钊的批评意见。不承认或有意忽略这一点，也是不应该的。周作人反对“追加的神话”虽好，但有意隐瞒历史的真相就不对了。很遗憾，周作人虽然提供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几本有价值、难得的史料性著作，但在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具体问题上，周作人便往往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他对鲁迅的积怨便要力透纸背了——当然，这也正是周作人之所以为周作人之处。

　　许广平及其《鲁迅回忆录》之争

　　在与鲍耀明的通信中，周作人错得不能再错的是他对鲁迅遗孀许广平女士的攻击。周作人一直反对鲁迅与许广平结合，而且一再说鲁迅抛弃前妻朱安，喜新厌旧，讨许广平作“妾”。在予鲍耀明的信中，他又重弹许广平乃鲁迅“妾”的老调。谈到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时，他写道：

　　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对于某女士（许广平）常有不敬之辞……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鲍耀明信）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

　　这就借赞许不明真相的鲍耀明之机，重复了对鲁迅、许广平婚姻生活的无端攻击。

　　许广平的《回忆录》中，有很多真实、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也大致写出了鲁迅晚年的思想、事业及音容笑貌，这是必须肯定的。《回忆录》中有关“二周失和”的章节，较忠实地追忆了鲁迅对此事的一贯态度和观点，也较忠实于事情的原貌。即使许广平的叙述语气较尖锐、气愤，也是和“泼妇骂街”（鲍耀明语）不可同日而语的。

　　应该指出的是，鲍耀明对《回忆录》的“一棍子打死”，不只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也参考了港台某些学者的文章。在他1962年4月2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便转述了一篇发表在港版某副刊上的文章《许广平与〈鲁迅回忆录〉》。文章对许广平及其《回忆录》正是彻底否定的。对于一个学术问题，肯定或否定它都是正常的，是可以争论下去的，但态度却必须是客观冷静、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否则很难得出科学结论。

　　《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中还收录了一些周作人日记，甚有参考价值。下面是1966年5月23日的一段日记：

　　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

　　这是“二周失和”四十多年后周作人对此事的第一次正面表态，显然，他仍然坚持许寿裳、章川岛等人早已驳斥的“鲁迅窥羽太信子之浴说”。其实，即使他当年听信妻子的谗言，四十多年后怎么还会这样将错就错呢？尤为让人吃惊的是，他再次骂许女士为“妾妇”，简直是咬牙切齿，真不知他一贯倡导的“嘉孺子而哀妇人”的精神都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