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革”期间曾让江青胆战心惊的匿名信(图)

　　第二天，江腾蛟、张彪和几个心腹亲信在招待所关起门来进行挑拣，把抄来的30年代蓝苹的电影剧照、照片，以及与蓝苹有关的杂志、报纸、广告等挑出来，装了少半麻袋。江腾蛟和张彪乘坐吴法宪给他们派去的专机，把这些东西送到北京。吴法宪亲自到空军招待所听取江腾蛟的汇报，夸奖江腾蛟、张彪此事办得好，有功。随后，吴法宪叫江腾蛟把这些东西暂存到空军机关保密室。

　　1967年1月初的一天，江青、叶群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一起在钓鱼台江青住处吃饭，讨论如何处理收回来的材料。叶群当即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湾。又打电话给毛家湾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说空军要把一包东西退回，要赵先收下，叶群自己马上就回来。

　　叶群、江青、谢富治乘黑色“红旗”轿车回到毛家湾。叶群把客人请进会客室，让工作人员叫来赵根生，从他手里拿到材料，并追问了一句：“没有拆封吧？”赵答：“没有。”“那你快到后院伙房把炉子捅开，这些材料要销毁。”赵根生捅开了后院的炉子，江、叶、谢一伙就来到了后院伙房。此刻的江青显得极其紧张，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炉火旁边来回踱步，脸上毫无表情。但是，这些材料销毁并没有到此了结，远远没有达到江青的目标—因为写给郑君里的信没有找到。更令江青不安的是：是谁写的匿名信说她历史有问题呢？对她来说，这个写信的人是个“定时炸弹”！

　　把知情人关进监狱

　　江青挖空心思地想把写匿名信的人挖出来。于是，她想这一定是知道她底细的人。首先怀疑到30年代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还有谁呢？回想起在杭州收到的那封匿名信，信封下角有“华东文委”几个字，这和峻青贴边。可是峻青30年代不在上海，他是山东我军的随军记者。上海解放后峻青是文艺界镇反、肃反时的领导人，也可能是从文艺界有问题的人那里知道江青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他们，先关起来再说。此事也得靠吴法宪、江腾蛟这帮军队的人去办。

　　1968年某日，吴法宪到上海找张彪，问张知不知道有个叫峻青的人。张彪说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叫峻青，真名叫孙俊卿，是不是他？吴法宪说应该是他。吴法宪说去把这人找来，我要找他谈话，但是要特别注意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张彪是个很精明的人，办这类的事情准能让领导满意，于是通过上海文艺界的熟人、朋友查到峻青的家庭住址，搞清了峻青上下班的行走路线，便在峻青下班的路上等候。

　　当峻青下午下班回来，站在路边的身穿空军军服的张彪迎了上去，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我是空4军的文化处处长张彪，受一位领导的委托，请你去谈话。峻青问到哪里去？是什么人找我？张彪说路不远，你跟我走，见面就知道了。峻青见这位空军军官彬彬有礼，就跟随张彪到空军招待所见吴法宪。落座后，吴法宪问峻青，你认识我吧？峻青说你是吴法宪。吴法宪说我受人委托，找你问个事，你写信揭发过一个人的问题没有？峻青说没有。吴说你想想，过去写过揭发人的信没有。峻青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揭发信。吴说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没有事的。峻青说，我没有顾虑，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告发别人的信。吴说，你跟我到北京去一趟行吗？峻青说不行，现在造反派每天叫我写交代材料，还要批判我。没有他们同意我不敢离开上海。吴法宪说那好吧，你不愿意去就回去吧！今天的事不要再给别人说。峻青脱身回家。第二天，峻青被强行带到机场，有一架专机等在那里。一下带到北京，把他送到北京北边靠山的一个监狱（即秦城监狱）住下。到监狱后，峻青问这是为什么？没有人来回答，也再没有人来审理、会见。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峻青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关进了监狱。究竟为什么坐牢，他也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地在里面关了10年。

　　同机送到北京的还有30年代蓝苹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江青30年代初来上海时，艺名叫“蓝苹”，很穷，根本雇不起保姆。租用姓许的一间二楼的房子，即租金便宜的三角形亭子间，不过十来平方米。许家的女佣人叫秦桂贞，和蓝苹同岁，都是1914年出生。蓝苹那时只是个二流演员，演个配角，薪酬不多，生活拮据。秦桂贞很善良，和蓝苹很说得来，经常照顾蓝苹的生活。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拖地板、打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蓝苹在“罗宋饭馆”（即俄罗斯人开的饭馆）搭伙，3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省吃俭用艰苦度日。秦桂贞给东家做饭，有时见蓝苹饿着肚子回来，就用东家厨房里的食材，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这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秦桂贞见证了蓝苹与唐纳结婚。婚后才两个月后就争吵打架。秦桂贞住三楼亭子间，和蓝苹住房上下只隔一层楼板，常常半夜里下来给他们劝架调解。唐纳曾两次与蓝苹争吵自杀未遂。唐纳出走后，蓝苹又与一个叫章泯的男人同居……

　　能找到的材料虽然销毁了，但知情者活着的人还有不少，有嘴巴的会说话，必须把他们的嘴巴封死。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惨死在狱中；顾而已因无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杀身亡；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华被残酷地断送掉。当初公安系统按照上级指示调查江青历史问题的一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迫害，多人死在狱中。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是公平的，知情者不会死绝，江青自己却被押上了审判台。

　　（摘自《文史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