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分队写于1971年1月15日的第三号简报说：
“自上周李香芝装疯卖傻，一会儿大声喊叫，一会儿又哭又笑以后，她每天装病卧床不起。我们早识破她的这套‘赖术’，故在8号早上对她采取了行动，限定五分钟内自动起床。她不理不睬，小分队的女同志断然将她的被子掀开。然后在11号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4号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对李进行政策攻心，要她学习元旦社论和毛主席语录。她露骨地表白，她不是敌我矛盾，搞她是搞错了。小分队对她进行有力的批驳，李始终不开口。小分队为促其开口，说‘你要不是 ‘五·一六’；你敢拿党籍来保证吗？’她气鼓鼓地开口了：‘我李香芝不是五·一六，我是中共党员，我敢拿脑袋来担保，我对毛主席发誓！’她面对毛主席像捶胸顿足地说：‘我如果是五·一六，就不是你老人家的战士，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从这三份简报来看，李香芝正如她的同事余邵敏所说，是性格倔强，“她认为没错，在任何高压下都不会认错。”然而，就是这样倔强而刚烈的人，在 1971年4月以后所写出的几十份交代材料中，最后的落款都是“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李香芝”，她不得不表示“认罪伏罪”了。她不仅承认在背后讨论中央首长的一切罪行，还交代了自己发展的十多个“五·一六”分子的名单。由此不难想见，对她的逼供信，达到了连如此刚烈的女子也难以承受的程度了。
坚贞不屈的李香芝终于被逼疯了
小分队在简报中多次所说的“装疯卖傻”，实际是李香芝被逼疯了。
李香芝是如何被逼疯的？当然，是因为遭受了难以忍受的逼供信。这方面，整她的人不肯直说，被整的人也不敢明说，但是从上面的三份简报，尤其是当年李香芝本人的许多交代材料和一些当事人写的证明材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可怕的事实：
一是威逼：李香芝在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注：当时已被关押起来），同志们就来说我是‘五·一六’……以后，老x（军代表）他们都来说我是‘五·一六’，老X还说我是‘五·一六’滑干分子。我想，这简直是逼供信。搬到铁医后，工宣队老x又来逼我，说我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说我发展了很多。我更莫名其妙。他们给我办学习班，开头就说：你是‘五·一六’，我们才给你办学习班。并说，只要是办学习班的，都是‘五·一六’。
不仅在所谓的“学习班”上贴标语、喊口号，逼着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对敌斗争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搞夜以继日的车轮战，还不止一次地押着李香芝到南京大学参加所谓的宽严大会，对她施加压力。
二是殴打：李香芝本人在交代材料中检讨说：“自己在审查中甚至发展到对抗的地步，XX说自己是反革命的时候，自己就回了他一句‘你才是反革命’！当 XX打了自己的时候，自己就要和他对打，打不到，就骂他是狗东西。”XX自己日后在所写的材料中也承认：“有一次我们小分队和李战斗时，李实然将墙上的标语撕掉。李不仅不承认是反革命行为，反骂小分队混蛋。这时小分队个别同志打了李一下头。我厉声劝止，李又骂我是‘走资派’。我在情绪冲动下，也打了李香芝一下头。”
三是饿饭：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在四条巷时，我突然病倒了。开始没有人理我，以后就叫同志们来训斥我，骂我。有时饿一顿，再以后我就摸不清睡觉的时间了。”有一个小分队的负责人在粉碎“四人帮”后也承认说：“有没有（对她）停止打饭？这是可能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确都恨她。”
四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噪声：还是这位小分队负责人在所写的材料中说：“在化工学院，我们住三楼，二楼是铁路医院的小分队，他们每天夜里审讯对象时，每到夜深人静，楼下打人的叫喊呻吟声，整夜不绝。交涉之后，楼下每晚放高音喇叭，以掩盖打人的声音，但仍是噪声震耳通宵达旦。”又说，“李写这份材料（注：指被认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交代材料），吕X（注：吕X为李香芝的同事、难友）发神经，大吵大闹，又哭又笑，整个大楼都听到。这种声音，李香芝肯定要听到的，对她的思想情绪可能有影响。”……
一个性格倔强的女性，被单独关押了近两年的时间，又遭受如此的虐待和迫害，她怎么可能不被逼疯了？
从李香芝写的交代材料来看，早在1970年12月13日晚上，她就“头很痛，脸也很痛，还有一股很难闻的气味，感到楼上有一种仪器照自己的脑神经……
一会儿就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讲话，而我脑子里的所有问题都闪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把所有问题都交代了。
“到铁道医学院以后，这个声音经常检查我的思想。但是，组织上和同志们仍然说我是‘五·一六’。我想，南大怎么有那么多‘五·一六’。会不会也有假的？为什么我不是‘五·一六’，还说我是‘五·一六’？这个声音对我讲：他是中央派来的，说我查清你不是‘五·一六’，但是你们领导不相信。我说，我还要写材料，怎么写呀！他说：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写什么的。从这时起，我的神经根本不听我的使唤，他叫哭就哭，叫笑就笑，还能叫我的器官都能动。
“在铁医搬到楼下以后，他说：我可以叫你见到丈夫，看到毛主席。我高兴得不得了。XX打了我，说我是苏修操纵的。当XX打我的时候，我又感到毛主席在对我讲话，说xx是xx操纵的，他叫XXX打了XX同志……
“搬到这边来以后（注：指迁移到化工学院），操纵我的人，又帮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帮助我写笔记。一会儿说他是毛主席，一会儿说他是林副主席，一会儿说是江青同志，一会儿说是姚秀琪（注：李自己的丈夫）。
“在我学毛著的时候，我还和毛主席辩论。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我不是敌人，为什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整我？毛主席就讲：
这不是训练你吗？看你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我说：考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要考验？我怀疑他不是毛主席，就和操纵我的人吵：你们为什么把我打成“五·一六’，给我制造罪过？这个操纵我的人说：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他有时候和我开玩笑，开得无边无际，叫我叫亲爸爸毛泽东，还叫我做一些小孩子的动作，向毛主席撒娇，叫我‘我的好女儿小香’……”
总之，从这些交代材料，从李香芝在大寒天里脱得只剩下内衣，在囚室通宵跳舞，从她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这些表现来看，李香芝确实被逼得神经失常了。而在被极左路线迷了心窍的人来看，这些都不过是“李香芝装疯卖傻”；她病倒了不能起床，也不过是在使用“赖术”。于是，一个在令人看来荒唐到极点、当权者也愚蠢到极点的冤案，也就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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