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桂林“八二○事件”
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广西“联指”造反派在解决南宁问题,围剿、拔除“4·22”据点之后,又着手解决桂林问题,策划、制造了桂林“八二○事件”,一万余名群众被无辜杀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事件发生前桂林的“文革”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桂林和广西其他地区一样,群众组织因支持韦国清和反对韦国清分裂成两派,前者为“联指”,占少数,后者为“革命造反大军”(简称“老多”,即“4·22”)占绝大多数。
1967年下半年开始,两派多次抢枪武斗。“4·22”三次抢了各种枪支3000余支、加农炮8门。“联指”四次抢了各种枪支7000余支,机关枪10挺。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内两派发生武斗17次。
6月下旬,“联指”在桂林军分区的支持下,以“保卫革命委员会”名义,从全地区12个县调集数千名武装民兵进城,形成对“4·22”的包围,导致大规模的武斗。两派在湘桂铁路两侧设立据点,不断冲突,迫使铁路中断。
《七·三布告》公布后,周恩来于7月25日在京再次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提出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恢复交通,动员进城民兵回乡。同时,由驻桂林的6955部队派出人员,进驻两派武斗据点,实行武装隔离。
8月8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驻军支左小组,又一次发出通令,要求两派必须在8月12日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桂林军分区政委陈秉德也于1968年8月10日向“4·22”表态:“只要‘4·22’交枪,保证不抓人,‘联指’也交枪。”
经过上述工作,两派于8月12日停火,当晚铁路通车。“4·22”于8月13、14日向公检法军管会交出3000余支枪,拆除了工事,恢复了市内交通,部分人员集聚在市工人文化宫,等待办学习班。与此相反,“联指”只交了30余支枪,工事未拆,据点未撤,调集来进城参与武斗的武装民兵未回乡,且将武斗人员以市革委名义,改编为武装的“工人纠察队”,配发了一部分“4·22”上交的武器。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一书中评价喷气式批斗说: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图为被“喷气式”批斗的彭德怀元帅。
无所不用其极
抓起来的人没有被打死的,也遭到百般折磨。“联指”以桂林市革委会名义,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搞了一个“‘4·22’反革命罪行展览”,第四展览室是“活人展览”,将抓起来的“4·22”成员,轮流囚禁在特制的木笼里,任凭参观者打骂凌辱。
“八二○事件”后,在桂林拥有10万群众的“4·22”组织,成了历史罪人,受到残酷镇压。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做“反属”或“被杀家属”,有些家住城镇的,被强行迁往农村。
特别是那些父母双双被杀或父亡母改嫁的孤儿,生活极其悲惨。直到1974年才对被害人做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19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年×月×日去世”的结论。
四、杀人手段骇人听闻
凶残狠毒
10年“文革”(广西可说是十六七年“文革”),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
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
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