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大老虎”秘书:打得了乒乓 扶得了小三(图)

　　秘书成家奴，为的是隐性权力

　　中纪委打虎，多从秘书查起

　　中纪委的打虎行动，往往都是从秘书入手，2006年7月，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调任宝山区区长，8月被中纪委调查;9月，陈良宇被免职调查。有“河北第一秘”之称的李真，是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的秘书。在李真落马后也最终牵连到了程维高。最终程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

　　这种情况也曾在军内发生，谷俊山的下马便与秘书的出逃有关。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2011年底，有关部门开始调查谷俊山。2012年2月3日，谷俊山的秘书乔希君仓皇出逃。七天后，国防部官方网站后勤部副部长一栏，谷俊山的名字被悄然拿下。

　　“老虎”级别越高，秘书能量越大

　　由于秘书地位特殊，往往拥有一种领导干部延伸下来的隐性权力，通过以往案例总结，级别越高的“老虎”的秘书，活动能量和空间就越大。秘书从属的领导干部大都是部门、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经常有人有求于他们，或反映情况，或请示批复，或参加典礼仪式，或请赐墨宝题词题名，能否上达或谁先谁后大都由秘书来安排。如果对秘书管理失控，这个“安排权”很容易成为一些秘书弄权敛财的途径。

　　此外，有些秘书会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插手一些项目、工程、企业及各种活动，有时还充当顾问。更有甚者，向当事人透露权力机构的内情，为其谋划，打通关节，获取有关方面的支持，提供方便、大开绿灯，以从中获得报酬。

　　现有制度安排下，“老虎”的秘书很难不腐败

　　由于缺乏程序化的晋升机制，一个人一旦成为领导的秘书，就“一入豪门深似海”，出头之日须耐心等待领导觉得“合适”的时候对其进行“安排”。由于选拔和任用全系于领导一人之手，那么秘书所能做的，就只能是通过自己对领导的无限忠诚来换取领导的“安排”。

　　这样一来，领导和秘书之间自然容易形成兼具公与私、情感性和工具性的“上恩下惠关系”。这么一种特殊关系，一方面由于它将个人的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以及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使组织难以监督;另一方面，也使秘书在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寻租活动的重点对象的大环境下，难以超然物外、洁身自好。特别是一些本身即腐败的领导干部在搞腐败活动时往往让秘书充当马前卒，此时让身为“过河卒”的秘书拒绝腐败简直是不可能的。

　　治理秘书腐败 不是取消设置那么简单

　　现实中，取消秘书设置难以推动

　　近来，多地取消专职秘书的消息，被很多人称作“新规”，可实际上，早在中办1980年出台的《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才可以配专职秘书。而《中国新闻周刊》曾爆出，目前95%地方领导违规配专职秘书。

　　只要不配秘书，“秘书病”就迎刃而“治”。话虽这样说，现实中未必做得到。一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处不在，不是说不配秘书就能做得到的，那些口口声声宣称取消秘书的地方，结果也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二来一些官员根本离不开秘书这一“拐杖”，上至讲稿起草、工作统筹等工作基本功，下至饮食起居、来客接待等个人生活细节，都需要秘书帮忙打理，离开了秘书就难以独立完成工作、无法更好生活，一旦失去秘书，似乎就当不了官。

　　“四大症结”是秘书腐败的根本

　　从不少国家官吏制度的演变来看，秘书角色由官员逐渐向职员衍变。但是，我国有些地方秘书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而秘书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在道德力量与权力监督力量双重失效的情况下，秘书腐败在所难免。

　　具体而言有四大症结： 其一，秘书和领导干部职责发生严重错位，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依赖”关系，很多秘书已经成为各级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其二，秘书选用时“人治”色彩明显;其三，秘书监管缺乏有效机制;其四，“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那么与“一把手”有着特殊关系的秘书，在外人看来，权力自然也不小，社会上一些有求于“一把手”的人，也往往从秘书那打开缺口。

　　治理秘书腐败，需要“管好官员，立好规矩”

　　秘书腐败说到底还是和领导干部腐败一脉相承。没有腐败的领导干部为秘书作后台，无职无权的秘书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和胆量搞腐败，要杜绝秘书的隐性权力，乃至减少秘书腐败，必须要先管好官员手中的权力。

　　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看到，秘书腐败的发生，与中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要从根本上治理秘书腐败，除了要把政府干预减少到必要程度，同时也要保证政务信息的畅通和透明，使秘书无法借助“信息优势”寻租。其次，健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大量寻租关系网络衰落，秘书的 ‘关系优势’自然也会逐渐式微。第三，改革领导干部秘书任用制度，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