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官场评金道铭:胆子太大 多大案子都敢管(图)

　　黑金诱惑

　　煤炭资源的每一次洗牌，都意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也预示着新的腐败高发期即将来临。在近十多年中，山西的煤炭资源完成了从国有走向私营，到从私营再度被收归国有的三步历程。

　　最早从国有走向私营的过程中，煤矿多数处于不景气中，尤其是负重较多、为机制沉疴所牵绊的国有企业。在世纪之初，为了激活山西的经济，山西省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入股煤矿。

　　一批民营企业借此机会，从政府手中获得了廉价资源。“刚转向私营时，很少有人愿意办矿，煤不好卖。”据一位煤炭行业人士透露，因为当时煤炭还是冷门货品，煤炭资源几乎是不要钱地让私营业主使用。

　　到2003年，煤炭市场逐渐回暖。煤炭价格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走高，从最初的每吨几十元，发展到今天的800元。煤炭变得越来越值钱。

　　其后，国土资源部出台了煤炭资源有偿使用的文件。一个储量约为700万吨左右的煤矿，每年交的资源税款达800万元。

　　为了少交钱，个别矿主少报资源储量，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贿赂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现象。有些煤炭企业不仅少报资源储量，运营过程中，还拖欠、不交水资源补偿费和采矿权价款等费用。

　　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通过贿赂，煤矿主们得到或维持着继续采矿的权力。但贿赂出去的钱，一定会通过煤炭开采加倍赚回来。在贪腐行为的背后，是对监管的松懈，正是在这一时间段内，山西不断爆发矿难事故，带血的煤一度令山西的形象一落千丈。

　　2005年，出任山西省代省长的于幼军，有感于山西煤焦领域的问题重重，亮起了煤焦反腐的大旗。当时，于幼军在发言中称：非法违法煤矿的存在，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对国家利益的掠夺、对人民群众的犯罪，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

　　在于幼军的主导下，2005年9月，山西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开始。这次专项行动，指向就是严查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在煤矿企业里坐地分红，通过家属、身边工作人员投资入股煤矿等腐败行为。

　　专项行动严查之下，一批违法违规的煤矿得到整治，一些涉嫌私挖滥采的煤矿陆续被关闭，诸多触目惊心的案件相继被暴露出来。

　　2008年，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旗帜鲜明地将反腐方向指向煤焦领域，充分显示了在这一领域腐败问题的严峻。

　　一位长期关注当地能源问题的研究人士表示，山西在煤焦领域内的反腐，可以写一本小说。据其介绍，当时成立反腐败小组，中心思想其实是端掉一批煤矿，将清缴拖欠政府的资源价款列为首要任务。两年下来清缴金额达304.14亿元，2353名官员被查处，其中7名为厅局级官员。在这7人中，大同市原副市长王雁峰、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两人案发于同一个案件，被领导小组定位为典型大要案件。

　　不过，虽然清缴资源价款为山西带来了滚滚的财政收入，但贪腐的土壤却没有实质性改变。在很多产煤区的县市，基层政府向煤炭企业征收的税费，往往名目繁多，随意性很大。在征收或不征收、征收多少的范围内，腐败寻租空间仍然很大。

　　临汾是山西的煤炭重产区，两位副市长曾在此翻船，一位是苗元礼，在任时敛财达700余万元;另一位是周杰，在担任副市长时，还兼任临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领导组组长，利用这项权力，周杰共收受贿赂及非法占有财物价值达270余万元。作为临汾市市长助理的张德英，也接受了私营业主12万元左右的礼金。

　　而此时，在山西一些重点产煤县市区，腐败开始从主管官员向下扩散，即使是一个科级官员，只要是和煤炭有关的部门，比如煤炭局、安监局、国土局等部门，便拥有对资源强大的调控权力，一旦寻租，其产生的利益甚至远高于一些省厅级官员。也有少数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隐秘地“入干股”、充当“保护伞”，甚至直接经营煤矿，形成“官煤勾结”。

　　反腐任重

　　以山西近十年的煤炭产业发展历史来看，这一基础性的能源产品，从其勘探和开采作为起点，在其产运销的链条上，产煤地的各级地方政府、掌握运力资源的铁路局、沿海港口，均有腐败的机会。

　　从煤炭资源配置开始，谁拥有开采的权利，谁就具有了一夜暴富的机会。可以说，分配煤炭资源开采权便是分配财富。从一开始，绑缚在一块煤上的利益，就由拥有配置权力的政府和企业所共享。

　　而企业要想坐享煤炭收益，也必须维系好与政府的关系。一些煤老板常常会选择通过各种管道向官员输送利益，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所以，即便是 2008年以来，山西重拳整治煤炭领域腐败，但官员“伸手煤矿”入“干股”、违规入股煤矿非法获利的案件仍层出不穷。比如，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党委书记陈美等人，投资入股煤矿非法获利3050万元。

　　直接插手煤矿之外，一些官员则利用手中权力充当“保护伞”、“收黑钱放黑车”，如和顺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文，涉黑非法经营获利450万元。

　　即便是煤炭资源纳入国有企业经营，同样存在腐败的空间。在已爆发的案例中，先后有国企负责人在煤炭生产、销售过程中，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收受贿赂的案件，如山西焦煤集团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玉斌利用职权在煤炭销售过程中受贿120万元。

　　而在煤矿整合中，因为政府权力过大，也同样出现了一系列贪腐案件，并伴随着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比如朔州市平鲁区区委常委、副区长罗瑞，原区经贸局局长赵勇在东梁煤矿的国有产权转让中审核把关不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煤老板们与部分政府官员的利益关系，则更加直接，诸如参股煤矿等花样翻新的利益输送，从未停止。这就是为什么山西蒲县一个县的煤炭局局长郝鹏俊，能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家财达数亿元。

　　在煤炭市场最火爆的年景里，整个煤炭产运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分享了煤炭带来的利益。一个夸张的说法是，那时各大煤矿的门卫，都是人人羡慕的肥差，保安队长嫁女儿，宴席上全是货运公司老板和煤炭贸易商。

　　而反思山西在煤焦领域内十多年的重拳反腐。山西实业家协会会长刘道玉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煤炭作为重要的资源，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其历史性的紧缺，每次的出让就是一次财富的转让和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有权力的官员，在资源调配过程中随意性很大。

　　山西也在努力寻求经济转型，但其以煤炭、焦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短期难以改变。金道铭落马一个多月后，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悉，申的落马和他长期在山西任职经历有关，除指向其“染指”太原市房地产开发外，也和目前正在备受关注的一起山西能源并购案有关。

　　山西正在构建煤焦领域惩治与预防腐败长效机制，期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在机制上予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