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办公厅里有一张旧败的灰黄色斜躺椅，边上一张小桌，摆着两部电话。我们建议向真坐在椅子上拍张照，她摇摇头：“那是老人家生前坐的，我们从来不坐。”她记忆中的画面，就是父亲经常坐在这里读书，读古书。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向真在牢房里养过蚂蚁。
在红色家庭长大，向真跟其他高干子弟一样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向真担任了中戏的学生会主席，是中戏“造反派” 组织的红卫兵首脑。反对老红卫兵搞“血统论”的向真成立“信仰论”的少数派组织，轰轰烈烈地“绑架”彭真，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
如今的向真坦然承认当时的思想有点激进，她认为这更多是时代大背景造就的激进，“所有的大学生都满腔热血，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实谁都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渐渐地，她发现事情闹得开始不像话了：“很多人没有理智，拿开水浇人家头。思想上的争论可以有，刑罚和体罚再怎么都不应该有，那是流氓行为。”“我们应该承认，‘文革’是错的。”谈起陈毅之子陈小鲁公开为“文革”道歉的事，向真的回应是：“小鲁这样做是对的。当时他们很多中学生失去理性，做出了伤害人的举动。”
涉及自己的反思，她迟疑了会儿，表示：“我们当时还是比较理智的，只写大字报展开思想上的讨论，没有伤害人的举动。当时很多自杀的人，医院不抢救，认为他们是反人民的‘敌人’，我们见到了就赶紧把人送去医院，并以红卫兵的身份去说服医院必须抢救。”
1967年2月，叶帅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发火猛击桌子。之后，因“二月逆流”问题，他不再担任军队重要工作。向真清楚父亲当时的想法：“军队不能动，军队如果垮了就等着别人宰割，再闹就亡国了。”很快，视叶帅为眼中钉的江青将叶家6个子女都关进监狱。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向真想法子找些新鲜玩意解闷。比如培植扫帚上的苗，把头发扯下来绑在牙刷上当毛笔练字;她还养过蚂蚁，让它们搬东西。在监禁的日子里，她最反感的是一举一动时时被门上的洞眼监看着，睡觉不能关灯，脸要朝外……“这段经历实在太不好玩了。”
1976年10月6日，仍然控制军队大权叶剑英79岁，按照他的部署， “四人帮”一举被摧毁。“父亲非常有谋略。”向真认为，这个时刻，历史选择了父亲。
对历经磨难的向真来说，爱国也是她一生的信仰。
1970年出狱后，考虑到在管文化的江青手下做事“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向真没去拍电影，进入北京医学院学医。但她还是放不下电影。1978年，她取了“凌孜”的笔名，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当时大多电影很政治、很说教，向真想拍一部“展现被压迫的人会抗争、有爆发力”的作品，于是她和后来的丈夫、摄影师罗丹拍了一部改编自曹禺同名话剧的《原野》。曹禺看电影后夸奖：“更凝练了，比原作好。”叶帅看完后理解了女儿：“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1981年，《原野》获得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40岁的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入选。她记得在威尼斯一进餐厅，餐厅的演奏人员立刻演奏起日本歌曲，都以为她是日本人。但当时在国内，大家为饰演女主角金子的刘晓庆应该解开一个扣子还是两个争论不休，电影被扣上“乱搞男女关系”等罪名而禁演。“只能外销，禁止内销。”1988年，电影《原野》解禁，万人空巷，人们试图看到传说中的裸体镜头。后来，向真的第二部电影《风吹唢呐声》又入选夏威夷电影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片子又被规定：“不能外销，只准内放。”
“这些领导完全不站在民族的立场考虑问题，这就不好玩了嘛。”向真把“不好玩”三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她最终“逆转”风格，拍了一场“闹得稀里哗啦” 的喜剧《三宝闹深圳》，就跟电影说“拜拜”了。多年后，当时尚在世的导演谢晋打电话劝她：“凌孜，你应该拍电影。”她说她不玩了，老了，她要做“该做的事情”。
聊了两个小时，往事一幕幕掀起，在某个瞬间，向真的语调不复平缓，取而代之的是激昂愤怒。“我问你们，你们听国歌什么感觉?听到国歌，我有一种痛心的感觉。”她眼睛直直地看着记者，一字一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现在许多人觉得：做美国人比做中国人还好。你们怎么想?清朝时那么多留学生都回来报效祖国，现在呢?很多人都有一种奴化的思想，一种卑琐的心态。”继承父辈的理想，对历经磨难的向真来说，爱国也是一生的信仰。而传统文化的丧失，在她看来，意味着有亡国的危险。说起因贪污、受贿而被治罪的“红二代”薄熙来，她只有简单一句评价：“家教不好。”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说大道理，更多是传统礼节的言传身教。每次家里来人，叶帅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柺棍送客。这次，向真大姐也做了同样的事，坚持要送我们到门口。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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