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浩大的工程,还需要征地60亩,拆迁60户。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经过千难万难,隆兴寺修复工程终于圆满完成。
至此,隆兴寺真正成为正定最鲜亮的文化名片!
春节期间,是别人最欢乐、最放松的时候,却正是他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九处国保单位,全是砖木结构建筑,最易着火。每逢此时,他昼夜巡视,废寝忘食。别人劝他,他说:“祖宗的遗产,国家的宝物,我负责守护。出一点点问题,我就对不起正定,对不起县委,对不起习书记啊!”……
正定的文化事业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辉煌的时期。
历史已经证明,贾大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按照自己的理想,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尽到了最大力量。虽然极其苦累,但也极其快活,极其酣畅。
不啻说,贾大山是那个时期全中国最得意、最幸福的文人!
……
这期间,近平升任县委书记,工作更忙了。但他仍然忙中偷闲,一如既往地和大山相约见面,夜聊。
春雨润青,夏日泼墨,秋草摇黄,冬雪飞白。岁月如歌,他们共同享受着友谊的芬芳……
1985年5月的一个午夜,大山已经休息。突然有人敲门,近平请他去一趟。
原来,近平要调走了,第二天早晨7时乘吉普车离开。白天交待工作,直忙到半夜,送走所有同事,才腾出时间约见老朋友。好在,这个时间,正是他们最畅快的时光。
关于这一次离别,大山后来从未提起。倒是在近平的笔下,有一段清楚的记载:“……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两人分手时,正好又是凌晨三点。近平最后一次送他到县委门口,四目相对,心底万千话语,口中竟无一言。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县委大门敞开着。
采访时,大山妻子告诉我,那天晚上,大山回来时,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他一言不发,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后仍是呆呆地发愣。
妻子以为他病了,催他吃药。他摇摇头,慢慢地说一句:“习书记调走了。”
49岁那一年,大山辞去局长,功成身退,回归文坛。
这个时候,整个文学评论界惊奇地发现,他的小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梦庄纪事”和“古城人物”系列数十篇短篇小说,微妙而又精确地发掘出文化和人性的敏感共通之处,禅意浓浓,芳香四溢……
大山已经完全醉心于文学。如果说早年的他曾有过文人孤傲的话,那么后期的他,则十足是佛面佛心了,慈眉善目,与世无争,笑看风云,其乐融融。
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惊叹:大山名闻遐迩,却从无一本著作出版。那些年,文学市场清凉。虽然出版界和企业界不少朋友主动提出帮助,但他笑笑说,不要麻烦你们了,还是顺其自然吧。
贾大山,肯定是当时全中国惟一没有出版过任何图书的著名作家!
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两句自题诗:小径容我静,大路任人忙。
近平在南方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了,但他没有忘记正定,没有忘记大山。每遇故人,都要捎来问候。每年春节,都要寄来贺卡。
但大山却鲜有回应。他知道,他的年轻的朋友,肩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担负。除了满心的祝愿和祝福,他不忍心有任何打扰。
1995年底,大山不幸患染绝症,近平十分挂念。1996年5月,他听说大山在北京治疗,便特意委托同事前往探视。春节之前,近平借去北京开会之机,专门去医院看望。近平后来写道:“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近平没有食言。仅仅十多天过后,1997年2月9日,正是大年初三,他专程赶到正定。在那个他们无数次晤谈的小屋里,两人又见面了。
还是那张桌子,那个茶几,那一对沙发。只是眼前的大山,枯槁羸弱,目光暗淡,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红光满面和言辞铿锵。
近平强作笑颜,佯装轻松,提议合影。大山说,我这么难看,就不要照像了吧。话虽这样说,他还是努力地坐起来,倚靠在被垛上,挺直身子。近平赶紧凑过去。
11天后,大山走了。
这是大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张留影。陪同他的,是他的朋友,他的好朋友。
癸巳年末,我去正定采访。
大山的家里,一切依旧,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当年的房屋,当年的木床,当年的书桌,当年的茶几。坐在那里,凝视时空,如幻如梦。恍恍惚惚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影子,隐隐约约里,我似乎听到了那时的笑声。惟有那两尊唐三彩骆驼和骏马,依然新鲜如初,精神而挺拔地伫立着,伫立在时光的流影里,相互顾盼,心照不宣,像一对永恒的朋友……
哦,朋友,朋友,两心如月,冰清玉洁,肝胆相照,辉映你我。
(作者李春雷:男,1968年2月生,河北成安县人,国家一级作家,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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