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谈隐去涉刘汉案高官名字:现有的尺度不允许

　　2014年的清明节是个周六。凌晨5点，我跳下连夜驶往五台山的客车，不期然遇到了东台的日出。蛋黄大小的小黄球，努力挣脱地平线的束缚，最终一点一点顽强地升了起来。

　　壮美的自然景观并未能掩盖住我内心的一丝忧虑。因为此时，我参与完成的封面报道《刘汉朋友圈》已经送抵印厂，进入印刷流程。若不出意外如期出街，这个报道将会是一个重磅炸弹。

　　十多个小时以前，即周五的下午，我花了一个多小时，在执行主编靳丽萍的办公室反复核对细节。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思考如何替报道里涉及的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隐去名字。

　　为了利于编辑部作出判断，原稿里刘汉的高官朋友都是实名出场。但在现有尺度下，显然无法就这么让稿子出街，虽然我们对消息源的可靠度有着足够的自信。

　　丽萍不断地摁着电脑的向下键，眼睛快速扫荡着电脑显示屏上的人名，思忖之余，也不时扭过头来与我商量。编辑丁补之事后也发微博感叹，“刘汉朋友圈中的位高权重者都有谁？给他们一个指称是本文编辑过程中最费思量的部分。”

　　于我个人而言，上一次类似的记忆，是发生在报道刘铁男案时。2011年11月，当我把《中国式收购》和《倪日涛浮沉》的初稿写好后，如何替当时在位的刘氏隐名，成为编稿过程中最主要的焦点。

　　当时同样是在丽萍的办公室，我也曾拿着大样与她“交涉”。“不直接点名”当然是底线，分歧主要在于，把话说到什么份上？

　　当然，我与涉事官员并无私怨，力求对其身份进行更清晰的表达，是为了还原报道的逻辑，毕竟涉事官员的职位就卡在项目的审批链条上，如果隐去职务信息，读者在阅读时会如同猜谜。最终呈现出的版本是，保留刘氏妻儿的名字，保留其在国家发改委担任要职的线索。与此相关的一个花絮是，事后，国家能源局相关官员打给丽萍，委婉地表达了对于报道“手下留情”的谢意。

　　“手下留情”的另一面，是传播效果的打折扣。虽然刘汉稿件在微博上传开后，不少眼尖的网友凭借略显模糊的信息还原出了本尊，但那毕竟是极少数。即便是关注政经领域的资深媒体人石扉客亦留言谈及，“各种版本，各种隐语，看着累。”

　　这个版本已经是平衡了各种考虑后，所呈现出的结果：

　　一是做“减法”——从吴兵到周锋再到刘汉，我曾数次飞往四川采访。虽然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的朋友圈名单比已公布出来的要长，但出于交叉印证等新闻规范性方面的考虑删除了。

　　二是做“障眼法”——仅点出与刘汉的项目相关的高官职务，省略人名，即便是职务，也模糊处理，否则等于没有隐名。至于为何必须隐名，这个宏观问题则远非一个杂志社所能回答。

　　有网友在转发微博时评论，“每个高级官员，身边都有一个刘汉。”但其实，每个刘汉身边又何尝不是有一串官员？赖昌星、魏东、黄光裕、李薇，这些身价百亿而涉及不同贿案的超级富豪，个个都拥有含金量十足的政界人际网络。

　　一次在上海与曾供职《财经》的老记者杨海鹏闲聊，海鹏向我谈及一则旧事：“涌金系”大佬魏东去世后，各界高官名流纷纷赶往灵堂吊唁。对于新闻界而言，这是一次绝好的管窥魏东朋友圈的机会。海鹏当时委托一位熟悉高端政经两界面孔的朋友守候灵堂，一一还原了前来吊唁的诸多高官巨贾。

　　当然，一家杂志社既不是法庭，也不是道德法庭，所求不过尽可能还原事实。吾稿已成。无论大神的震怒，还是山崩地裂，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至于如何评价，那是读者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