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刘瑞安 年龄：54岁 籍贯：北京市
职业：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首席遗体整容师
在八宝山，死亡是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事情。每个早晨都有声嘶力竭的人哭泣告别。但也有一些消解悲伤的举动。为了送别一个狂爱蓝精灵的小男孩，这里曾举办过一个以蓝色调为主题的告别仪式。“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的主题曲在仪式上伴着哭声循环播放。
金牌葬礼司仪黄子毅需要把握告别式的整体氛围。在适合的时候调动家属的情绪，但又不能让家属过度悲伤而场面失控。有时候这个1987年出生的年轻人触景生情，也忍不住随着家属一起哭一阵。“活人比死人麻烦。”工人们常说。有孕在身的葬礼策划师陈晨曾耐心劝说一位要求提供10台麻将机和一套KTV设备的家属打消念头，实际一点。她被骂得最多的话是“你是不着急，死的又不是你们家人”，以及“这也要钱?”
距离告别厅几十米的火化车间，平均每年要焚化2万具遗体。这里拥有15台火化炉，包括一台使用不算频繁的领导人专用炉。火化工们会在遗体入炉瞬间冷静地拦住那些突然嚎哭着扑上去的失控家属。大多数死者会在50分钟内、1300度炉膛温度下烧成白色、粉色或绿色的灰烬。如果逝者死于肝硬化、肺癌，身上已经没有什么脂肪，火化工需要花上一个半小时听着火化炉“呜呜呜”的声音，等待其缓慢燃烧。火化工的技术含量体现在对风量和火柱的控制之上。有时，他们会停下鼓风，用炉膛的高温将一个本不会留下什么骨灰的3岁孩子遗体烤出一些粉末，以安慰某对年轻的夫妻。他们曾遵循家属要求，将一位死于难产的孕妇和她出生即死去的孩子一起火化，然后又被要求将二人的骨灰分离开来。
一些看似平常的随葬品会把工人们置于危险境地，最常见的有酒壶、收音机里的电池、手心握着的子弹和高温下从身体里“蹦”出来的心脏起搏器元件。有时事情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当发现一个由敬老院开具死亡证明的30岁年轻人没有脑袋时，他们报了警。他们可能犯下的最大失误是烧错人或给错灰。早些年，这将扣掉一个工人半年的奖金。而如今，计算机系统精准地控制着从遗体接送到火化成灰的全程，死者在进入八宝山殡葬流水线之时即拥有一个专属条形码来识别身份。
“眼光长远”的警语也适用于这个行业。因为提前加宽加高炉膛，他们才在上个礼拜成功地将一位400来斤的外宾遗体推进炉膛。对于身材过于高大的死者，比如篮球运动员的遗体，他们暂时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将其解冻后把胳膊腿儿轻手轻脚捼一捼，蜷一点起来，试试能否放下。“得讲人性化。”火化室主任张磊强调。火化工人见多识广，他们了解各地甚至各国的风俗，工人王元元曾亲眼看到一个日本人将死者骨灰搁在电饭锅里端走。虽然他打心里觉得这个容器实在差点意思。
八宝山火化车间，一位逝者的遗体正在火化。愿逝者安息
东二环边一家医院的太平间看门人刘先生，守着一个只有两组冰柜的太平间，12个他称为“抽屉”的遗体冷藏柜从未满员。他提起其中一个“抽屉”里因医疗纠纷已经冷冻3年的70岁老人。上一次打开抽屉拉开米黄色尸袋是去年夏天，他看了看老人在零下12度中冻着的脸，拿了根小木棍在身体上四处敲敲，确认他没有腐烂和化冻。制冷故障是刘先生最担心的问题，只有压缩机清脆的启动声和排风扇“呼呼”的转动声一直在耳朵里，他才觉得安心。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等待床头那个只与医院科室和殡仪馆保持联络的红色电话骤然响起。安静的日子，他常常借电脑打发时间，办个农场，开个餐厅或掐好时间偷别人地里的菜。
北京的7400多名消防队员，是最常与死亡打交道的人群之一。望京消防中队是这个城市现有的120多个消防队伍中相对年轻的一支。他们管辖着高楼林立、地下室密布的15平方公里区域，还需要定期检查所属的1120个地下消火栓。他们常常接到清理死亡现场的任务。有时，他们需要处理一具180厘米长的身体燃烧后剩下的一截黑炭。那是一个凌晨坐进出租车副驾驶，在车行至东大桥时往自己脑袋上浇了一瓶酒后，把自己点了的男人。他们中也曾有人钻进京承高速上一辆挤压变形的SUV，将四处飞溅的躯体一块块捡进塑料袋。去年冬天，4位队员轮番干了半个小时，才将几位遇难者从大白菜堆里扒拉出来。载着他们的大卡车追尾了一辆装有数吨白菜的皮卡，挡风玻璃碎裂，大白菜瞬间涌进车厢将人掩埋。
幸运的是，这个消防中队至今未有人员殉职，他们过着日复一日少有变化的日子。然而消防车库的大门前高悬的红色横幅，号召每一个队员向石景山某商场大火中殉职的刘洪坤和刘洪魁两位消防队员致敬学习。“再大的火，再那什么，冲，就这样。”有着14年救火经验的队员解建锋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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