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暴恐事件一月祭:消失的主人 沉寂的行李(图)

　　3月7日：

　　发放还需拍照留证

　　没有等1个月，遗失行李集中发放的时间提前了。

　　3月7日中午，正在医院照顾丈夫的李玉勤接到了警方电话，通知她下午到车站失物招领处领取遗失的行李。此前，她曾多次致电询问，均无明确答复。

　　这次发放的流程相对冗长，既要签字按手印，还得拍照留证。看得出，警方做了大量的细化工作。

　　失物招领处的桌子上放着四本由昆明铁路公安局昆明公安处制作的《“3·01案”昆明站广场遗留物辨认照片》图片册。每一页都有8张遗留行李的照片，照片中的行李都贴着编号，总共有178件遗留物品。

　　李玉勤一眼就认出第一本册子上编号为25、26号的行李是她丢失的两个箱子。民警和车站工作人员把箱子从隔壁的货架上拿到招领处后，一位民警问她，里面有什么东西?李玉勤说里面有一件毛衣、一件丈夫的黑色夹克衫。打开行李箱，确认无误，民警分别给李玉勤和两个行李箱拍了两张照片留证。在一张表格上，签完字按了手印，李玉勤拽着沾有血迹和断了提手的箱子回医院了。

　　接到电话的还有张正昌等人。3月2日，他们在行李堆寻找行李未果，这一次，他们找到了。行李里有银色水烟筒，他们花5角钱在附近的公厕接了水，装上烟丝你一口我一口的轮流抽烟。此后，他们拿着身份证和3月1日的车票，换了3月9日晚前往河北衡水的车票。恐怖经历后，他们依然要前往目的地，为每月3200元的收入劳作一年。

　　71岁的唐学敏在7日早上接到警方通知“可以领行李了”。经过登记、核实后，唐学敏提着孙女王天阳的拉杆箱和电脑包，从失物招领处走出来。唐学敏从拉杆箱里取出发霉的牛肉和大饼。这本来是她此前在北京精心准备的家乡菜。

　　老人把饭盒里的酱牛肉倒进了垃圾箱，嘴里喃喃自语：“肉发霉了丢掉，可人呢?”她说，王天阳虽然没有受伤，但内心的创伤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再陪她几天，如果还不好，就只能带回北京静养了。”

　　3月3日下午，伤口已经拆线了的陈德祥穿着病号服和卫衣，在一位医院陪护人员的陪同下，步行到火车站寻找遗失的行李。

　　与他人不同，在一位民警的带领下，他很快就在板房里找到了他的两件行李。办完手续，陪护李阿姨从他手里一把抢过双肩包，背到自己身上，“你伤还没完全好，我帮你背着。”

　　事发已经两周了，每次与家人通电话，陈德祥都没有跟父母说自己是暴恐事件中的受害者之一，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只好说：“我在昆明玩几天再回家。”

　　截至3月19日下午，共发了101件行李。

　　不过，并非每一个人都最终找到了行李。经过检查，王宪龙等11人丢了两盒茶叶，几桶方便面和一些糖果。

　　闻讯而来的徐斌峰在册子上找了两遍，最终没有发现自己遗失的背包。他耸了耸肩说，只得重新办身份证、银行卡了。

　　安然逃脱的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李朴利，遗失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箱子衣服，截至早报记者发稿也没有找到。

　　最后一班列车：

　　还是没有见到他

　　自3月7日起，每当有人来领取行李，失物招领处的铁门便被打开。

　　一位穿着暗黄色风衣的男人，脸色沉静地等待着办理流程。

　　20分钟后，这个留着长发、操着江浙口音的男人提着黑色拉杆箱，走出招领处。“我是代朋友来领行李的。朋友已经不在了。”

　　那是一个制作精良的行李箱，左侧还留着暗红色血迹。在两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男人拉着它消失在人头攒动的广场里。

　　阿柱(化名)去世前，准备去杭州打工。这个28岁的云南楚雄武定县的小伙子，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为(打工)这事他们两口子还闹过别扭。”阿柱堂弟告诉早报记者。

　　阿柱决定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前往杭州。“哥经常跟我们说，出去打工可以挣多一点的钱，让孩子过得好一点。”

　　他的梦想很小，小得只够满足一个孩子更好的生活。梦想未及出发，他倒在了出发地。

　　在暴恐事件中遇难的还有王天斌。

　　这个34岁的男人，养着无业的妻子，和尚未成年的3个孩子—分别是11岁、7岁和6岁。

　　结婚以前，他是一名火车上的卖货员，终日推着小货车往返于各节车厢。

　　自从离开昭通镇雄老家，王天斌便一直和妻子生活在曲靖市。婚后，他是一名火车货物装卸工。

　　照片上的王天斌健壮有力，目光有神。妻子说，他一天可以给家里挣回300块钱。这样的收入，一家人本可衣食无忧。

　　在死亡之前的每一个夜晚，他会给孩子们辅导简单的作业。在死亡的6个小时前，他告诉妻子，“我会在7点钟坐火车回到曲靖。”

　　他特意从昆明给父亲带回两桶白酒。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