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江青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获得了一个跟孙维世同台演出的机会。
孙维世这次与江青同台演出，完全是来自于那场纪念上海淞沪抗战六周年的纪念活动。
1937年11月，江青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第12期班学习。当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以东数里的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
这年年底，延安各界都在积极准备即将到来的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的活动，文艺界更是特别忙碌，准备了一个话剧《血祭上海》，讲的是上海军民同心抗日的故事。里面的几位男演员很快便找到了，可是女演员却让人为难，特别是剧中扮演资本家小老婆和大小姐的演员，找了好几个都感到不合适。
有人知道江青和孙维世在上海时当过演员，便推荐了她们俩。
就这样，因为“革命的需要”，到了延安后的孙维世和江青再次登上舞台。江青扮演剧中的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剧中的大小姐。
1938年1月28日，《血祭上海》在延安公演，立刻引起轰动。除了感人的剧情之外，人们最难忘记的是剧中演资本家姨太太和大小姐的两个演员，在舞台上她们扮相清丽，步履轻盈，举手投足都充满令人神往的韵味。
江、孙二人在解放区一剧成名，成了当时红都延安最靓丽的两朵花。人们不再叫她们的名字，都叫她们“姨太太”和“大小姐”。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要看这部话剧，孙维世当然非常高兴，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剧组。
毛泽东说话算数，几天后便与张闻天、凯丰、罗瑞卿等去观看演出，感到非常满意。
《血祭上海》在延安公演了整整二十天，盛况空前，场场都是人山人海，四周的树干上都爬满了看演出的乡亲。
《血祭上海》在延安演出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说明这部话剧在反映全民抗战方面取得了胜利，特别是毛泽东等人观看演出，更是对这部话剧的肯定，这立刻惊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为了庆祝演出的成功，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在延安“中央饭店”设宴招待该剧所有演职员。说是“中央饭店”，其实就是几间不起眼的旧瓦房。房子虽破旧，但宴请的气氛却很热烈，毛泽东、张闻天、凯丰等中共领导人亲临宴会，并举“杯”（说是酒杯，实则是土碗）向演职员祝酒。
毛泽东举着盛酒的土碗，一桌一桌地给演职人员敬酒，并提议乘这次演出成功的东风，成立鲁迅艺术学院，为全民抗战培养文艺人才，提议由张闻天来担任院长—因为“闻天同志是文学家嘛”！
张闻天一听，立刻放下手中的酒碗，大声提议，要毛泽东来亲自兼任这个院长。
庆功宴会上立刻一片欢呼。
江青从人群中挤到毛泽东的面前，起劲地对此表示赞同：“我同意由毛主席来兼任这个院长！”不知是谁大声说了一句：“‘姨太太’的话代表了我们大家的心愿啊！”立刻引起一片笑声。
其实，江青也明白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根本不可能来当这个校长。事实也是这样，1938年3月14日，“鲁艺”首届学员到校。4月10日举行“鲁艺”开学典礼即学校的成立大会，校长还没有定下来，只是任命沙可夫为副校长，负责主持日常工作直到1939年3月，国共合作出现紧张局势，中央在讨论“鲁艺”的工作时，罗迈（李维汉）曾提出由洛甫（张闻天）来任校长，这与毛泽东开始时提出的人选相同，但后来却决定由康生来任这个校长。但康生一天也没有到校去上任。到了1939年5月15日，重新任命赵毅敏、沙可夫为副校长，校长人选仍是空着。后来到了1939年11月28日，中央才任命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任校长，周扬任副校长，主持主常工作，宋侃夫为党总支书记兼政治处处长。
吴玉章自任命后也很少到校，具体工作均由周扬负责。何以这所解放区的著名艺术学院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命一名正式的校长，成了一个谜。对于演这个戏，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原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时曾说过，就是这个任白戈写了这个戏，让我在延安出丑，于是任白戈便倒台了。
与“姨太太”江青不同的是，“大小姐”孙维世继承了父亲的遗风，性情刚烈，疾恶如仇，习惯于埋头做事，不喜张扬，她没想到江青会在庆功宴会上这样出风头，感到很不高兴。
摘自：《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作者：沈国凡，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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