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无奈“在国内挣不了钱”
在新加坡，尽管同为定州籍建筑工人，但赵朋和王永强却并不相识。
赵朋离家时，5个月大的儿子还不会叫爸爸。盖房、娶妻和生子，让他倍感经济压力。尽管初中辍学之后，他先在北京做过厨师，又去海南打工，但家中还是负债累累，父亲于是催促他出国，“在国内挣不了钱！”
相似的命运也发生在王永强身上。4年前，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母亲服药自尽。因为姐姐早已嫁人，照顾现年55岁、同样患有该病症的父亲，就成了王永强夫妇的责任。
妻子无业，父亲需每日服药，4岁的女儿又接近学龄，月薪不足2000元的王永强想到了出国。在家人看来，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之所以选择新加坡，是感觉那里“法制好，安全”。
于是，通过吕家庄的“中介”，在各自交了1.5万和2万元后，赵朋和王永强通过了培训和考试，最终登上了南下新加坡的飞机。在新加坡，他们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正式开始异国打工生涯。
在新加坡，每月七八千元的薪水，会按时打到他们的卡上，他们再将钱转回家里。与赵朋在同一家单位务工的同村村民张晨光告诉《法制晚报》记者：“日均工作11小时，很累。下班的消遣就是玩手机上网，很少有当地朋友。”
一年的合同转眼到期，赵朋还清了家中的债务，王永强也攒够了修缮房屋的钱。
按照原计划，两人将各自在家中短暂停留，等待下一个异国岗位的邀约。
高薪诱惑“出国务工年薪40万”
赵朋和王永强出国的念头并非源于偶然，而是当地多年来惯有的发展模式。其根源，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吕家庄村的一个偶然契机。
吕家庄村位于河北定州市东南17公里，这里曾是“河北出国劳务输出第一村”。走在田边坑洼的小路，不必提说“吕家庄”，只要打听哪里可以办出国，有骑车的村民手指远处的一排红顶二层小楼：“那就是。”
正午时分，几位老人坐在墙角晒太阳，看着刚会走路的孩子满地乱跑。对面的商店门口挂着一排鸟笼，偶尔有邻村人吆着驴车，从路边“代售国际机票”的广告前经过。
村里有句玩笑话，“即便穿着破棉袄的老人，可能也是个海归”。
几百米外，一块方桌大小的广告被贴在墙上，总有一些中年男人会站在下面发呆。上面红黄白三色简单的字体，不断提醒着过往的行人，“出国劳务，年薪40万”。
作为定州首批出国务工者，村民郭付合已记不起当时的确切年份。他只隐约记得是在1987年前后，同村村民李振英在北京包工程，需要一批人去苏丹干工程。尽管手续费分文不收，也没人敢出国。
李振英给村民做起了工作：“去吧，怎么着一年也能挣个一万块。”这对当时每天最多挣两块钱的村民来说，确实太过诱惑。几经犹豫，郭付合和其他4位村民决定闯一闯，“这里十年九涝，两亩地就有三亩沟，穷啊。”
两年之后，当郭付合等人带着冰箱、摩托车、录像机、彩电和洗衣机回到村里，贫困的吕家庄人看到了出路。在这片资源匮乏的土地上，吕家庄人靠出国务工，盖起了成排的二层小楼。
王永强的二叔王成民算了一笔账，当地每家人均1.7亩地，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约为一万元。即便在当地再打几份工，全家的年收入也不会超过4万元。
“而村里只要出国的，年收入都得十多万。”吕家庄村原村支书郭仗京说。
难撼当地三十年生存模式 家属坦言—— 他还得出国打工”
时过境迁出国首村转做“中介”
国外的高薪吸引着大批青壮年竞相出国。如今吕家庄全村3000多人，出国的就有500多人。在吕家庄的早期带动下，出国人员几乎遍及整个定州。
但出国务工也并非事事如意。
2013年，吕家庄村村民李兵军的长子在新加坡工地失足坠亡。一起出国的父子三人只回来了两人，“再不出去挣这个钱了。”
时过境迁，富起来的吕家庄人如今也逐渐向“中介”转型。
从29岁起，吕家庄村村民郭军强就在新加坡和阿联酋打工，除了每年一月的休息，其余时间都在国外。20年过去，郭军强家中的旧房变成了5间新房，去年10月还添置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就连iPad mini 平板电脑也是家中五口人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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