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火者王岐山
都教授400年间从事过非常多的职业，医生、公务员、律师、银行职员和大学教授。王岐山的职业生涯中也从事过多个不同领域的工作，其中大多数时候是“救火”。
王岐山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后来进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担任实习研究员。对王来说，这是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也干得很不错。这段时期，他参与编撰了《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展现了出色的文字功底和史料处理能力。
“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中国这艘暂时搁浅的巨轮正在试图调整航向，将重心逐渐转移至经济发展领域。
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王离开了历史的故纸堆，逐渐转向了与现实联系紧密的经济的研究，并且开始在官场崭露头角。
这一研究领域的转变跟两个人关系紧密。一个是黄江南，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黄江南热衷于举行小型沙龙，认识了很多人，包括来自于《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以及李银河。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高度关注，特别是对当时经济发展上隐隐存在的“大跃进”风潮颇为警惕，他提出国民经济结构失调论，称中国在80年代初可能要出现一次结构性的经济危机。
这一言论引起了李银河的关注，她把朋友王岐山介绍给了黄江南。黄与王似乎“相见恨晚”，在黄眼中，王虽然是学历史的，但“非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非常快”。王提出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
四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包括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和王岐山，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由王转交给姚依林。姚又将报告转呈给了陈云。最终这份报告达到了中南海，他们得到了一次与时任总理对话的机会。
这是王岐山第一次担任基层与国家掌舵者之间的联络者。其后几年，他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1981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成立，该所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由杜润生掌舵。杜润生赏识王岐山，在1982年将其从社科院调到农研室。农研室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9号，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九号院”。
在“九号院”，王的组织能力逐渐展露出来。他很快从联络室成果处的处长成为副主任。他热心、做事勤快，保持基层年轻人与中央的联系。
而王此时的工作模式亦露端倪。他不讲套话，跟杜润生汇报工作极简短。
王岐山在九号院待了7年，曾参与起草中央有关农村问题的多个一号文件，成为一名农村问题专家，从1988年开始，他转入人生的另外一站——金融。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广东受到波及。作为广东的窗口企业，“广国投”，即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发生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在政企不分的年代，“窗口型企业”享有政府支持，被视为政府的代表。这也成为广国投可以融资的基础。但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核算，广国投的负债率超出了政府的偿还能力。为此，王岐山决心让广国投破产。
在广国投的债权人中，有一部分是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他们对王岐山的决定感到愤怒，表示要跟中国打官司。王岐山面临双重压力，既要维护中国利益，又要考虑到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形象。为此，他一方面坚持强硬，表示，广国投的破产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另一方面，他也向国际金融机构解释，窗口企业已经跟政府分离。
王岐山成功处理广国投破产事件，被赞“有理有力有节”。2000年，王岐山回到北京，担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2002年，他又接受另外一项“救火”任务，被调往海南担任省委书记，解决这个房产泡沫破灭后的海岛经济发展的方向。
但王岐山在海南只待了5个月，刚刚提出海南要走“生态立省”之路，2003年4月20日，他就被紧急调往首都北京，处理这座因SARS袭击而深陷恐慌的都市。
王岐山将抗击SARS视为一场战争，在4月24日召开的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他直指，“军中无戏言”，要求工作汇报“一是一，二是二”。
王岐山放弃一贯低调的做事风格，主动走到媒体的聚光灯下，接受采访，公开疫情，同时，他切断污染源、火速建立小汤山医院，经过两个月的努力，SARS疫情逐渐得到控制。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从SARS疫区名单中消除。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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