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
南方周末:现在网上有一张照片,毛泽东诞辰118周年时,你跟张玉凤在一个饭局上举杯合影。这次道歉会后,有人把这张照片翻出来说:“宋彬彬一边道歉,一边跟张玉凤共同缅怀激情燃烧岁月。”
宋彬彬:我可以说这件事。我妹妹跟张玉凤一个俱乐部游泳,我也去过几次,就这么认识了。我先生去世以后,我妹妹对我很照顾,有机会吃饭的时候经常叫上我。我这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去吃饭我从来不问谁请的。吃饭人家跟我聊天我就聊聊天,吃完饭我还是不知道人家是谁。我可以吃了多少次饭都不知道。很多人给我照相,再拒绝也拒绝不开。
那次张玉凤请吃饭,我并不知道是她。我妹妹说,牛街有一个特别好的清真馆子,带我去吃饭。我说那就去吧。整个吃饭过程我都没听人说给毛主席祝寿,包括张玉凤也没说。举杯的时候也不是要给毛主席祝寿,那我为啥不举杯啊?为啥那么各色啊?
一起吃饭不说明什么。我哥哥、我弟弟、我姐姐曾经去一个饭局,桌上碰见毛远新。我弟弟气得不得了,瞪着毛远新。毛远新就回避他的眼光。我弟弟的意思是,你把我们家整得那么狠。我妈还活着,你怎么从来就不能说句道歉呢?你看,他们不也一块吃饭吗。
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南方周末:2007年实验中学把你评为90名“知名校友”,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争议。你为什么参评呢?
宋彬彬:是我们班一个同学推荐的我。被推荐以后我一直比较犹豫。有同学说,你被妖魔化这么厉害,你自己没有办法说清楚,学校评你,就说明你没有这个打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就同意了。
后来网上的议论多起来了,学校想让我退出,我就跟我先生一块找了学校,跟王本中和袁爱俊谈了。我先生跟学校讲,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是怎样不容易。他觉得我应该坚持。因为如果这时候下来就等于承认了我有问题。我被他说服了。
当然我没想到这几件事。一个是我们班要做一张“60年回眸”的光盘,当时每个人提交自己的照片,刘进负责联系我。我就把照片发给她。我这个人不是个理性的人,是个感性的人,特别容易激动。我真的觉得自己这40年很不容易。所以我每发一张照片就在下面写些感想。那是我们班同学自己交流的,不是要公开的。结果刘进传给做光盘的同学,又传给学校了,就上了校网了,变成了一个对全世界炫耀的东西。
这是7月底我自己发现的。学校网站把我所有的照片和说明全部登出来了,最前面还加了一段解释,说我“八一八”那天戴袖章的事。我找了刘进,刘进要学校撤下来,学校说好好,可是一直最后也不撤。
在人民大会堂开庆典那天,他们弄了一张我“八一八”那天的照片做成大挂图,我们更想不到了。事先我们跟学校表达过,不能上这张照片,不能提我“文革”的事情。一进去看见自己的照片,震惊啊,没想到啊。会搞成这样?可是当时我能怎么办?
南方周末: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辩白?
宋彬彬:学校是怎么想的,我没有办法去替他们解读。但是我为什么不愿意解释呢?因为学校因为这个事已经被攻击得很多。甚至国外有人说,以后他们只给男四中捐款,不给你们女附中捐款了。我不忍心再出来辩白,把这个责任全推给学校。
知名校友的风波过去以后,2007年圣诞节我们班同学聚会。在会上,我们开始争论校友评选这件事。大家都对学校这样做非常气愤,说一定要向学校抗议,把那本书(90周年图志)停了。群情激奋,要找学校。结果最后我们一个同学很认真地看了那本书,说:不能要求撤。她说你看,那一章题目就说的是十年浩劫。定性了。对“文革”定性了。说人家并没有赞扬“文革”。
她说为什么卞校长的照片在66这一页,我戴红袖章的照片在67页?因为这是一个客观的表现。对女附中来说,这是“文革”中最大的两件事。你不登不等于没有发生过。而且放在同一处,她理解,学校是在为我作证:我不是凶手。如果我是凶手,谁敢把我们俩登在对开页?结果我们同学都接受了她这个观点。被她说服了。
南方周末:学校可能根本就没想得这么细致。
宋彬彬: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南方周末: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呢?
宋彬彬:我肯定不参加这个评选了。我本来也不想参加,我从来都不愿参加。
很多同学都说我特别不适合参与政治。说我这个人傻。说我有老年人的随和,但也有老年人少有的单纯。说:你是太单纯了,单纯得过于傻了!她们都说,我特别不应该参与政治,但这辈子却被牵扯到政治里去了。
南方周末:那假设一下,你对戴袖章这件事后悔吗?
宋彬彬:当然,这一辈子这样的话……这不是后悔不后悔的事儿。人生怎么能假设呢?
“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
南方周末:2007年校友评选以后你被网上攻击得很厉害,为什么会一步步出来道歉?
宋彬彬:以前觉得清者自清,解释就是掩饰,越解释越说不清,避开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置之不理。没想到几十年来谣言传得越来越厉害。实际关于宋要武的谣言不仅关系到我,也关系到大家对历史、对“文革”、对真相的认识。90年校庆风波,我更感到不说不行,于是写了篇文章(即2012年初发表的《四十年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2007圣诞节那天还专门与班里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聚会以征求她们的意见,这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憋了许多年了。从2003年开始做采访就是想趁校领导(梅树民、刘秀莹)、老师、同学们还在时,尽量查清真相细节,即“拒绝遗忘,抢救历史”。
虽然攻击谩骂一波波不断,但个人的委屈抵不过老师校领导和广大人民所受的冤屈,我应该向校领导和老师表达歉意。我和我的同学校友老师们站出来说话,不仅是为我,更是为了澄清真相,为了不忘那段历史,调查的过程就是受教育和反思的过程,这样做也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责任,对历史、人民、国家、年轻一代和我自己有个交代。
南方周末:你预料到王晶垚会拒绝你的道歉吗?他拒绝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宋彬彬:我对王先生一直抱着最大的尊重,因为卞校长是“文革”受难者,她和她的亲属受的苦太多了。
在 2014年1月12日道歉中,我说:“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这之间我用的都是逗号,我道歉的第一人是卞校长,然后是4位校领导,之后是所有五位校领导的家人。至于社会上有误读为:我是仅向除卞校长之外的其他4位校领导的家属道歉,这只能怪我的文法不够好,表达不明确。我为此特地向卞校长家属表达歉意。
王先生拒绝接受道歉,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他来说,道歉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道歉并不能挽回亲人的生命。我理解他的愤怒。“文革”对人的伤害没有底线,每个受害人及其家属都会刻骨铭心。虽然我没预料到王先生会认为我和刘进参与了杀害卞校长事件,但我完全理解他的愤怒,因为事实教会我要换位思考。我真心希望王先生了解,快五十年了,女附中的校友把卞校长的冤情牢记心间。我们今天做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对受害者及其家人表示歉意,对他们受伤的心灵进行慰藉,更重要的是要思考为什么悲剧会发生以及如何防止悲剧不再发生。因此,今后我会继续参加校友组织的活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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