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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延安婚恋:美女拒老干部追求被骂瞧不起土包子

www.sinoca.com 2014-03-10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结了婚就得养育孩子,战争环境下男性的工作流动性很大,抚养孩子的任务大多落在女性身上。但多数女性本身也有工作,只能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加上物质条件极差,她们的处境可想而知。丁玲在文章中说道:“她们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着堕胎的药。”

  事实上,边区政府对女公务人员和孩子还是尽量给予优待和照顾的。延安相继成立了保育院和托儿所,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所以才出现丁玲所说的“求托儿所收留孩子”的情况。要想解决这个难题,最根本的办法是不生孩子。但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了对人力资源的超常损耗,使得政府必须实行增加人口,禁止节育的政策。针对延安女干部、女知识分子私自打胎的情况,边区政府规定“严禁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论”。但还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伤害身体的土办法私下打胎,因为她们担心被打入“落后”的行列。

  “落后”这个词,是延安女性头上的紧箍咒。判断“落后”的标准,就看女性是否拖住了丈夫,看她对革命工作有多大贡献。革命“要求女性在社会事业、社会生活中是先进的战士,在个人生活中是高尚模范的人物”。当女性因为照顾丈夫孩子而耽误了工作,她们就会面临被精简或安排去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那些被迫回到家庭的职业女性,则常常被指责:“在革命队伍里不应该有自己不劳动而要人家供养的观念,那是剥削阶级的东西。”更有甚者,“落后”成了某些男性提出离婚的理由,因为她回到了家庭。丁玲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原因是“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了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

  丁玲提到的女性困境,除了战争年代的特殊现实条件外,主要与革命阵营内的传统男权思想有直接关系。有些夫妻双方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但丈夫对妻子却张口就骂,抬脚就踢。当妻子说应该平等时,丈夫就骂起来:“谁说的?你看你有多高!”

  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赋予女性社会工作权利、参与社会事务来实现男女平等。但在革命根据地、战争环境与男权传统混杂的历史语境中,女性意识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被曲解为女性特征的丧失,是一切向男性看齐。丁玲不无痛苦地发现,中国女性长期承受的不平等、受压迫命运,在革命圣地延安也并没有彻底消失,因此她要为女性大声疾呼!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就在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不久,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在4月初毛泽东主持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人对丁玲的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毛泽东说: “《‘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就是丁玲后来说的“毛主席保了我”。令人玩味之处在于,被毛泽东保下来的丁玲,在表明自我改造的决心的同时,反戈一击,对王实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那段时间对丁玲来说是极其难熬的。1942年4月25日,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一周前,她写了《风雨中忆萧红》,曲折地反映出当时的复杂心态。她在文中说:“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 ‘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丁玲曾经跟大多数人一样,不理解瞿秋白在临终前写的《多余的话》。但随着自身的危机处境到来,丁玲体会到他在环境的压抑与保持自我之间的矛盾。

  1922年,还在上海大学读书的丁玲,就接触过一些中共党员,包括瞿秋白。当时的丁玲,虽然觉得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她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她甚至自比孙悟空,把党的纪律视为“一个紧箍咒”。1931年2月,被丁玲称为“最难忘的爱人”的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她痛感个体的渺小和无助。1932年3月,丁玲面对党旗宣誓:“再也不做党的同路人了。我愿意做一颗螺丝钉,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的生命,我的心,不属于我自己的,而是属于党的。”到了延安,她努力向主流靠拢,但仍然出了问题。在怀念萧红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丁玲感叹萧红,不也在反思自己吗?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知识分子与党之间、女性与革命之间,她终究是有些稚嫩了。

  据陈明回忆,丁玲在整风运动期间,写下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题为《脱胎换骨》,另一本题为《革面洗心》。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之后,丁玲到农村去走访、调查,直接与农民们同劳动、同生活。她计划用不同的手法写10个不同的人,后来因形势变化,只写了3个:民间艺人李卜、红军营长袁广发和陕甘宁边区的模范田宝霖。当毛泽东看到《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写的《田宝霖》,欣喜地祝贺她的新写作作风,并在一次高干会议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然而丁玲自己并不觉得《田宝霖》写得有多好,也从不认为这是她的得意之作。她把毛泽东的表扬看成鼓励,是为她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丁玲晚年把她的感受说得很明白:“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丁玲真的放弃了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吗?她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了暖水屯农民在党领导下开展土改的过程,是一个表现阶级斗争的政治性主题,丁玲却在不经意中表现了对作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关注。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内心深处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现出来了。后来,因为被质疑存在阶级立场问题,她不得不对黑妮这个角色作了模糊处理。

  可以说,从19世纪末西方女权思想的输入开始,中国的女性解放就由男性倡导和引领,始终被纳入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议程之中,女性被看作等同于“阶级”的一个弱势群体,却有意无意间忽略了阶级、民族背后的男权社会结构,同样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丁玲在延安时期的人生际遇,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曲折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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