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级高官人事任免迁徙图:北京西藏调动最频繁

中国高官调动去向

中国高官调动去向

　　干部任免的制度化

　　仔细梳理过去16个月的人事变动，可以发现，我国在高级干部任命上已建立了一些清晰的、近乎可触摸到的“规则”和“惯例”。这些“规则”虽没有书面的文件规定，也无法定的刚性约束力，但却一直被执政党严格地遵守和沿用。这也是中共在干部人事制度探索上逐渐制度化、规则化的体现。

　　最典型的是省级正职的“按部就班、顺位接班”阶梯式晋升模式。对于多数省份而言，一旦某省省委书记被调离，则该省省长接替省委书记的可能性就很大。同样，在省政府“一把手”出现缺位时，省委专职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则是迅速补位的第一“候补”梯队。这从2012年到2013年的多个省份的省委书记、省长的人事调整中均得到验证。

　　再比如，领导干部的交流任职制，也在近年来得到逐步强化。这既是出于丰富干部履职经历、扩大视野、提升执政才干的考量，也是为了消除地方官员人事和利益的“板结化”。主要突出反映在党委组织、纪检和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等部门“一把手”的任命上。不仅如此，新一届中央集体执政后，更是屡次提出“打破干部的‘部门化’”等新表述，并提出要推动干部的跨条块、跨区域流动。这也成为2013年省部级干部调整的新趋势。

　　从近期多个省份的公安厅长的人事变动上也能看出上述趋势。一直以来，省公安厅长多来自于政法领域，特别是以系统内调动居多。比如，上海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白少康，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长李春生，贵州省省长助理、公安厅长孙立成都是从公安部“空降”到地方的。但是，在2013年6至9月份的多个省份的公安厅长人选上，却出现了来源更为多元的新特点。比如，时任湖北孝感市委书记黄关春调任吉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时任安徽马鞍山市委书记郑为文调任江西省公安厅长、省长助理;时任江西上饶市委书记董仚生调任河北省公安厅长、省长助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3位均在50岁上下，在调任异地前一直在所属省份履职，无跨省交流经历。

　　但是，上述趋势和方向性变化，是否能持续，仍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这也是干部调整的惯例特点决定的。比如，在2002~2003年前后以及此后数年，我国在中高级别的干部调整上呈现出“东部干部西进”的特点，多位曾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主政的官员被调至中西部地区担任重要岗位的实权领导，该模式在当时风行一时。如在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的蒋巨峰被调至四川后不久担任省长;时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的陈德铭被调任陕西担任省长。

　　但最近两年，这种较系统、成规模的干部“东西横向”流动不再常见，而“南来北往”型干部在增多。以十八大后升任政治局委员的3名官员为例，福建原省委书记孙春兰北上天津担任市委书记，吉林省原省委书记孙政才则调任西南重庆担任市委书记，内蒙古原党委书记胡春华南下广东任省委书记。

　　干部布局呈现“新思维”

　　2014年2月，在地方“两会”上，有几名副部级官员的调动令人关注：河南省原政协副主席张维宁履新河南省副省长;此前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张鸿铭，也在短暂担任杭州代市长后顺利“转正”。而在此前，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爱明转任江西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曾被外界视为“仕途终点站”的人大和政协，反倒成为“仕途中转站”。这一变化在这两年出现过多起案例：北京市原政协主席王安顺于2012年转任为该市市长。同样，吉林省的巴音朝鲁也是从省政协主席任上转任为省长的。梳理省部级官员的履历可发现，仍有一些省份的人大、政协负责人具有较大的年龄优势，有望在未来几年内重回“一线”岗位。

　　表面上看，这是组织部门打通了不同系统甚至传统意义上“一线”、“二线”岗位的严格的界限，而实质上则反映出中央在人事任命上展现了更多的灵活性与弹性。值得关注的是，在新一届中央执政后，中央及中组部领导提出了要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制度。这一新表述正体现了中央在干部配备上的新思维和方向上的转变。

　　如上文所提及的，年龄任职限制在过去是干部任命中一道不容置疑的铁的“关卡”。但十八大后中央对一些省市的人事布局，既遵守规则和惯例，又展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因为，在省级党委换届中，年满58岁的副部级干部一般不再被提名为常委候选人，这一规则既得到了遵守;但作为中管干部，中央也有权直接提名其为正部级干部，正部级干部的履职和退休年限则被延展至65岁。

　　同样，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出生于1948年、年满65岁的周小川仍旧入选新一届国务院部委首长名单，继续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一点也曾令外界感到意外。但是，因为同样是在“两会”上，周小川也同时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行列，从而避开了“正部级65岁不再担任实权职务”的年龄任职限制。

　　但年龄任职限制是否在今后会继续松动，还是仅仅作为零星个案出现，目前尚无确凿的结论，仍需要时间给出答案。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既是每5年进行一次的后备干部集中调整补充年，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改革年”。同样，在这一年，仅国务院系统就有3个部委的一把手首长(住建部、文化部、环保部)以及其他十余位部级官员年满65周岁。他们的进退去留以及未来一两年内的人事布局与安排，将成为外界观察中国人事制度变革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