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快速的发展使西方陷入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谁都希望搭上中国这趟快车，尽可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利益，特别是从经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拔出腿来；另一方面，又由于害怕中国打破西方主导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和利益格局而恐惧和焦虑，竭力利用一切机会遏制中国，并始终存有利用中国多民族的国情使中国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走向分裂的“愿景”。所以人们看到某些规律性现象：当中国平稳发展时，西方领导人登门示好唯恐落后，而西藏、新疆一旦发生一点儿事，这些人立即翻脸不认人，恶言相加，同样唯恐落后，当然这并不妨碍西藏、新疆恢复常态时，他们的愤怒马上又转回到温和，态度转换之快速，往往达到匪夷所思程度。
某些国家新领导人上台时，一定要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会见达赖，然后又私下向中国保证不会再有这样的会见发生，争取两国关系“转圜”，此后便是率领一个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华，获取商业利益，下一届领导人上台周而复始。当某些国家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的行为遭到中国反击时，其政府、议会、法院以“三权”分立、互不管辖为由互相踢皮球；几个国家领导人在一个时期内先后会见达赖，形成多层次的压力分担“共犯机制”。
对付“实用主义”，完全靠说理是不行的。只有当“实用主义”者感到他的一套不再“实用”，才有改变的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当西方感到“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已经不再具有特殊利用价值，其无理干涉才会消减 ，而要达到这一点无疑还需要假以时日。
“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失忆”
美国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表面以是否实行多党竞争式的“民主选举”为标准，实际上就是看听不听美国的话，符合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由于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的压力，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国或亲美国家多次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当局不同程度采取了弹压措施，对此美国从不加以指责，包括对过度镇压行为不置一词。但是，2008年拉萨“3·14”事件中，由达赖集团一手煽动组织的暴力犯罪分子半天打死、烧死无辜汉藏群众18人，重伤数千人，西方却一边倒地把暴力犯罪分子描绘成“为藏民族权利而进行和平示威的民众”，指责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平示威人群”。笔者那时访问欧洲多国，没有一位政要、一家媒体对18名死难者表示过半句同情，仿佛这些受害者本来就是该死的。同样，在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中，暴力犯罪分子一天之内残忍杀害无辜群众197人，西方同样把同情心放在暴力犯罪分子一边，相反指责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的措施是“镇压”行为，要求中国“克制”。直到现在，几乎每次藏区发生“自焚”事件、新疆发生暴力恐怖事件，西方都把犯罪分子说成“政治异见分子”、“民主人权斗士”、“试图逃离压迫的难民”，相反却无理指责中国政府，要求确保犯罪分子“享有根据中国的国际人权责任范围应当享有的相关保障和自由”。
“双重标准”最近一个例子，是2013年底美国置中国遣返恐怖嫌犯的要求于不顾，将在关塔那摩基地关押的最后3名中国维吾尔族囚犯移交给斯洛伐克，理由是这些人如果被遣返中国可能遭受拷问。此前，2006年美国曾将3名同样情况的囚犯移交给阿尔巴尼亚，此后几年中又有16人被陆续送往其他国家。如果说这些人不构成恐怖活动分子，美国政府又恰恰宣布不允许他们进入美国国境。显然，在美国看来，恐怖分子如果是针对美国的，就必须严惩不贷，而且要求各国必须配合美国“反恐”；如果是针对中国的，就要像宝贝一样保护起来。
为了贯彻“双重标准”，一向以客观、公正、中立相标榜的西方媒体对反映达赖集团本质的种种劣行长期采取“选择性失忆”方针。闭口不谈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及达赖本人就是一个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6000多农奴的大农奴主；闭口不谈达赖集团1959年发动血腥的武装叛乱、长期煽动策划暴力恐怖事件；闭口不谈达赖企图将中国9万平方公里领土出卖给印度；闭口不谈达赖与日本“奥姆真理教”麻原彰晃一伙用沙林毒气杀人的罪犯长期相互勾结、吹捧、利用的亲密关系；闭口不谈达赖在国外藏胞中实行宗教专制，对杰千修旦传统信仰者赶尽杀绝的行径；闭口不谈达赖赤裸裸鼓励“自焚” 的大量煽动性言论……这一切被隐去之后，西方媒体成功打造出一个笑眯眯的、全身心沉浸于宗教的、远离政治的、严格遵守非暴力原则的、超凡脱俗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见人爱的“老顽童”。这种长期系统的“洗脑”极大误导了西方公众，使他们不能了解真实的达赖，当然也就不能正确了解中国政府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但是，“双重标准”并不总是只给美国带来利益。由美国支持创建的“基地”组织后来给美国带来一个“9·11”，在“阿拉伯之春”中对一些国家反政府武装中的极端势力网开一面，予以保护和利用，但这些力量壮大起来以后，已经并将继续给美国的安全造成新的伤害。同样，美国早晚会明白，“双重标准”保护下的达赖集团、“东突”势力终将是其国家利益的负资产。
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无知
西方在涉藏涉疆问题上很多错误看法，与其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缺乏了解有关。本来，对一个遥远国度缺乏了解是难免的事，但是如果还要以此为自己构建 “道德高地”，对别国内部事务横加指责与干涉，就会人为给双边关系制造长期的麻烦。
欧洲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小邦割据状态，通常由这些小邦组织成联邦，但各个邦国仍然拥有独立主权，而无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种状况给近现代欧洲国家结构以深刻的影响。十九世纪以来欧洲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当一致”理念上升，加紧走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多民族的奥匈帝国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大移民使“民族国家”概念进一步固化，与此同时一批殖民地国家独立成为新的“民族国家”；冷战后又有多民族的苏联、南斯拉夫解体。
通过“民族自决权”实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似乎成为西方认识世界各国国家构建问题的“通用标尺”。这一“标尺”固然推动一些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得以实现与历史问题的切割，但是也造成了印巴分治、波黑战争期间发生的暴力和悲剧。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存在多个民族成分，如果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彻底搞下去，包括西方在内的许多国家将无休止地面临新的分离运动的困扰，事实上，这种困扰已经在给欧洲带来新的不安定。
而用这把“标尺”来衡量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自秦汉开始中国就成功实现了中央对全国的有效集权管理；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华各民族长期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从经济、政治、文化到血缘关系上全方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相互依存关系；中华各民族近代以来在捍卫祖国统一、抵抗西方殖民侵略中，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增强，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认同自觉。国家统一就能强盛，国家分裂就遭欺凌，成为中国人从自己历史中得出的最重要教训。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人民的现实利益，使得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在内的中国人视国家统一如生命，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从事任何分裂中国的活动，绝对不允许在中国内部搞什么“民族自决”、“民族分离权”。
二、三百年来西方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使得许多西方人染上了盲目的民族自大症，把自己的政治发展途径、理念视为世界上唯一模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特殊性和人民的感受，想当然地把中国对西藏、新疆的主权地位同他们所熟知的本国对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的殖民统治等同起来。多次有西方政要和媒体记者气宇轩昂地对笔者发问：“为什么‘西藏独立’是中国政府不可接受的，是因为西藏在经济上、战略上非常重要吗”，“中国能不能抛开主权、领土完整问题而承认西藏、新疆的自治”，“中国为什么不能允许欧盟派独立的外交官小组去西藏调查真实情况”……一些西方学者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中国定性为“伪装成现代统一国家的帝国”，根据欧洲的“经验”，不断预测中国民族问题马上就将面临“深刻的总体危机”。笔者一方面对西方“精英”中有这么多人对中国的政治传统、西藏与新疆的真实情况和中国政府的政策缺少基本的了解感到惊讶，一方面又为他们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而仍然抱着阿Q式的“先前阔”心态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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