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投是武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和武汉市政府城建投融资运作平台,主要承担武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投资和建设任务。
对于降级原因,中债资信在评级报告中直言:“公司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偿债指标有所弱化。公司未来投资支出规模仍很大,同时考虑到目前融资平台的融资政策依然严格,且未来1~2年公司到期债务规模很大,整体偿债压力将增大。”
与此同时,武汉城投的银行授信额度也大幅缩水,但其负债却在大幅攀升,负债总额已从2010年的841亿元升至2013年9月末的1117亿元。
中债资信称,武汉城投的偿债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武汉市政府财政资金(每年约50亿元)、路桥收费返还(每年约18亿元)、土地出让收益等,但未来五年仍有约250亿元的资金缺口。
不过,康良智也表示现在的债务与城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偿债能力是匹配的,但要制定合理的举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适应未来城市发展规律,把资金管好、用好,用出效率、用在该用的地方。
各地还债基本靠卖地
在武汉大举造城的同时,中国其他城市也在进行着令世界惊叹的城市建设。《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发现,一些大城市每年的基础建设投资都在千亿规模,若加上房地产开发投资,均达数千亿之多,个个不输武汉。
京沪方面,2013年北京全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1785.7亿元,主要投向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业。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则完成投资1043.31亿元,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819.59亿元。
天津市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数据,不过去年7月当地媒体报道称,2013年上半年天津市共投资959.61亿元,推算天津一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在1400亿元以上,加上房地产1480.82亿元的投资,一年城市建设投资达到3000亿左右。
在“第三城”广州,去年完成建设改造投资2874.87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1579.68亿元,也就是说基础设施投资大概在1300亿。
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的深圳,城市建设已经相对成熟,因此目前可以投资的空间也比较小,去年城市更新改造投资仅358.34亿元。
相比东部,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建设后劲更显十足。比如重庆,去年全市基础设施完成投资2962.10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3012.78亿元,堪称“真土豪”。
长沙去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829.32亿元,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153.61亿元;郑州去年基础设施投资973亿,房地产开发投资1445亿元。城建投资力度均达到2000亿级别。
广东省财政厅科研所所长黎旭东教授告诉记者,工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这两大领域,市场主导作用比较强,因此主要靠企业投资完成,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则主要以政府来推动。“政府负责基础设施,比如地铁、隧道桥梁、污水处理等市政设施。”
而地方政府投资则主要通过旗下的投融资平台负债投资来实现,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也使得很多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例如,重庆市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底,全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3070.39亿元。在北京,截至2013年6月底,北京市本级和区县本级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6496.32亿元,比2010年底增加3325.49亿元。
2010年亚运会的举办地广州的债务也不少。截至去年6月,广州市政府性债务达2865亿元。一方面是背负的沉重债务,另一方面则是未来发展仍需继续举债投入。按照计划,2013年7月~2016年,广州市计划举债1438亿元,主要用于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化解债务?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告诉记者,地方政府还债主要有几个来源,包括土地收入、国企收益、税收以及罚款等非税收入。
以广州为例,目前广州已经制定了《广州市存量政府性债务化解工作方案(2013年下半年-2016年)》,通过盘活优质资产和存量土地资源、重新划分债务性质主体、增加国资经营收入等多种途径,加大债务化解力度,该市力争到2016年年底,化解全市存量债务60%左右。
实际上,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抵押资产都是土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未来能否如期还债,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好坏有关。
“现在很多地方领导恨不得在任上把所有工程都搞完,有些领导为了政绩和GDP拼命建设,不管离开之后还能否可持续发展。”黎旭东说,一旦房地产形势下行,那么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也会凸显。
“全国都一样,所以地方政府往往比较反对对房地产进行严格的调控。”彭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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