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智囊参与过哪些政府决策？
卫生部医改方案、上海市南京路改造、商务部服务外包白皮书……
在可以公开的范围内，“洋智囊”们为中国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做出过哪些决策？有怎样的效果？
除上文提到的麦肯锡承担的“四川省‘十二五’推进新型工业化研究”课题和上海市南京路改造项目外，2004年，麦肯锡还曾经为中国卫生部提交过一份医改方案，该方案是中国卫生部当年“八大医改方案”中唯一一家利用外脑提供的改革方案。
麦肯锡也曾帮助商务部进行服务外包白皮书的撰写工作，帮助商务部分析，在流通领域，电子商务的发展将去向何方。
埃森哲参与中国改革的一个例子是，结合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良好愿景、各级城市的发展蓝图和目前的环境资源挑战，2013年埃森哲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新资源经济”中国城市指数报告，供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者参考。
通过真实数据和专家组分析，上述报告显示，中国的超级大都市容量难以无限扩张，而中等规模城市（目前人口约100万至300万、人均GDP
5万至7万元）应当成为城镇化的重点，因为它们历史包袱较轻、经济增长潜力大，只要获得适合的发展能力，就可以率先实现“新资源经济”——经济发展动力与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恶化问题“脱钩”。
具体到和中国企业长期合作的案例，麦肯锡有联想集团的国际化和中国平安的例子。
10多年前，麦肯锡参与了联想的国际化战略。联想是继续发展PC行业做到国内领先，还是通过收购兼并国际品牌做到国际一流？麦肯锡的规划直接导致了联想收购IBM和NEC的PC业务。在收购完成后，麦肯锡对联想如何进行公司整合继续做了全面的工作，甚至把麦肯锡的高管派驻到联想以帮助其实现国际化战略。
波士顿咨询也为中国的政府和企业提供了许多建议。黄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波士顿咨询曾经帮助某部委做了关于消费金融是比较好的刺激金融的手段的调研，结合国外消费信贷的经验，努力改变中产阶层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的差距。近些年来，国家批复了几家公司试点，比如北京银行北银消费金融公司、中国银行中银信贷等。更为重要的是银行通过信用卡等，大大增加了非房贷类的消费信贷。
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波士顿咨询在中国银行上市前为其做的战略咨询服务。当时，波士顿咨询为中国银行做了上千页的报告，没有放过任何一点问题，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建议。黄河说，精华的内容简单来说是两点：第一做国内，第二做零售。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银行是中资银行中“出海”最早、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型银行。回顾2003年、2004年的中国银行，有10%以上的资产在海外业务，并且希望继续扩张海外业务，但波士顿咨询认为，如果继续这样的发展路径就会错过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要充分重视国内、重视零售”是10年前波士顿咨询为中国银行提供的建议。据悉，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也接受并赞同了这个建议。
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行”）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随后，中行确定“立足本土”的经营战略，新增人民币贷款逐渐跃居大行首位。中行行长陈四清曾表示，在人民币升值、中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发展10年的大背景下，至少在2009—2012年，中行将继续做大规模，做大人民币业务。肖钢当时亦称，今后中行将逐步降低海外资产比重，但会将这一比例保持在20%以上。
中国客户最需要什么？
从短期业务难题升级为长远规划、产业链布局
李纲表示，最近十年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化和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国客户对于咨询服务的需求，也从希望迅速解决企业短期的业务难题，升级到谋求长远规划与产业价值链布局，例如注重全球化企业的管理能力、长期人才战略与组织架构、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商业能力等。
中国经济领域的这种变化也给洋智囊带来了更多的业务机会。比如，国有企业改组上市。过去，这种改变对绝大部分国企是被动和被迫的。企业上市需要搭建组织架构、企业战略、绩效考核体系。埃森哲在石油和化工行业有着丰富的咨询经验，早在2000年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组建之前，埃森哲就受聘对其进行战略规划，推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中石化日后相继在纽约、伦敦、香港和上海四地成功上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纲表示，以中石化为代表的国企选择了埃森哲，埃森哲首先要把他们公司的“故事”讲清楚：公司靠什么发展，发展战略是什么，如何降低成本，如何增加收入，如何提高企业利润等。为了做好这些，埃森哲进驻企业分析他们的经营状况，深入生产管理一线现场去调研，找到降低成本的空间，提出增加销售收入等一系列建议，并合理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同时还要在最短时间内给庞大的公司建立基本财务系统，使其能够合规、按时、准确地提交出财务报告，为上市做好准备工作。
吴琪说，除了给具体的企业做咨询外，国际战略咨询公司也会不定期地发布报告。比如2011年罗兰贝格发布的《投资非洲，成功之道》报告指出，在“走进非洲”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新热点之时，非洲“新殖民主义”声音盛行以及非洲民众对华态度改变，是当前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所面临的新挑战。
吴琪认为，在走出去的问题上，有的时候因为政府对监管和监管程度的把握不当，使得“监管程序复杂、效率低”，成为部分优秀企业“走出去”的瓶颈；而“该管的缺乏监管”又使得部分中小企业缺乏海外投资引导，在海外自行其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形象。最终，政府的监管结果使得“想‘走出去’的企业无法走出去，不该‘走出去’的企业，走了出去”，与政府促进优秀企业走出去，树立中国企业良好形象的初衷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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