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上大学时，内科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心肌梗塞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治疗”。那是最大的一道题，留了一页卷面的近1/4供学生回答。我答得极为详细，不仅把老师留在卷面的空白写满，还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页。后来判卷老师告诉我们班同学，这道题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绪，竟像潮水般把数年前那次考试的答案翻涌上来。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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