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学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1600万增加到2500 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特别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任远说，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逃离北上广，路又在何方?
曾是广大年轻一代首选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楼价高涨、交通堵塞、生活压力加剧，愈来愈多的白领选择离开，去二三线城市打拼，却失望地发现，那里楼价涨了，空气污染了，塞车也成家常便饭了，“城市病”在这些中小城市正迅速复制。在城市化的大潮下，何处才可安放青春?
在一些资源、机会、公共服务完全不能与大城市同日而语的二、三线城市，这些年轻人真的能够逃向幸福与美好吗?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出：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在一个故乡早已沦陷的时代，那些逃离了一线城市的人们，又将如何逃离家乡的现实积弊?
假如那些逃离者真的是出于一种自主的理性选择，那么我们应认同这些选择。但是对这样一个族群而言，“逃离”已根本不是一种选择，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其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则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在一线城市存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公的现象。
退居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到农村发展，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到底有没有发展?个人的发展与成功固然与个体的努力程度有关，但面对一个青年群体，是否依靠凭借直觉，或者几个个例就可以做出判断来说明这是合理的?早在杨澜劝“蚁族”去二三线城市就业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回击：小城市，要靠爹。资源分配的失衡，中小城市的官僚、人情与僵化的体制，早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在中国各种资源分布都极不平衡的现实下，我们似乎也可以预料到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他们会有另一番美丽的风景。
一位网友说，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以中小城市发展为导向的。当前最重要的是解决产业布局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业调整问题，让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唯有这样，“逃离北上广”才会意味着幸福回归。
更有网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赞同“逃回北上广”资源分配与体制问题是阻碍他们回老家去的两大绊脚石，“曾记得有一年回家办事，那帮拿着纳税人钱的家伙，上班时间在办公室打牌，问个事也不理。这种地方如何能治理好?如何吸引资本来投资?又让我如何从大都市撤离?”
“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其实并不低，别看物价低，办个厂天天有人来你这儿整点油水。一线城市相对来说给人一种公平的感觉，大家做事一般都能按规定办事，而在小地方办个屁大点的事都要托关系走后门还要送礼。”不管在哪个地方工作生活，只要这个地方能够实现一个人的梦想，那它就是你的桃花源。而目前桃花源的建成还依赖于资源更加合理地分配。
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有没有自信这么一个浮浅在表面的问题了，城市化的加剧，很多人都因为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而成风前往，却在前往之前没有真正去预测或者说是去考量一下自己是否适合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大城市中的确没错，它所提供的无论是就业机会，还是其他上面的服务都是其他级别的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它的发展过快过于畸形，不是按照一个城市的正常进程来进行演化的，是在大量的政治经济辅助政策下所形成的，这就使得这样的一类城市有了它的致命伤功能过多，而没有专一性。不得不说在这上面国外要做的远比中国好得多得多，国外的城市分工明确，使得他们在面临城市各项问题时，解决的策略要简单得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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