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武兼备这一点，一个袁崇焕就够了。
东莞人袁崇焕是明朝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最著名的抗清将领。他驻防辽东之时，炮轰努尔哈赤，阻清军驰骋中原，惹得满洲八旗大怒，后被清军利用反间计致死。崇祯误认袁崇焕为里通大敌的奸臣，将袁凌迟，而后不明就里的京城人愤起争食其肉，袁公死得惨烈，国人恨得惨烈。后来真相大白，上上下下又是一番惊心动魄。
著名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先生研究袁崇焕几十年，给这位东莞人写下“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判语，言其品性凸显一个“敢”字——敢走险路、敢当责任、敢犯上司、敢违圣颜——这种敢性的气慨，与这位忠烈大将军的故土民风互为表证，灼灼其华数百年，而今又开新局面。
所以说东莞，它的敢性是有血脉传承的，不光是勇气，还有了不起的关怀。光有勇气，坚持不了数百年，敢性的背后，是智慧、仁慈和忠义，甚而有些许悲壮之美。
“尼采”之心
五年前，我曾和广东四小虎概念的提出者王志纲先生探讨过东莞，那次对话成了一篇万字长文，题目是《东莞代表中国 好坏都是文章》，大热，题目被认为是透辟；他有一个“东莞是全球化下的中国巨婴”的论断，也广为流传。
我以为，在十年内，东莞依然会是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城市之一，进一步妖魔化、污名化、符号化这座城市的热潮更加汹涌，也极有可能。
现如今我听到评论东莞的声音，一半是在哀叹社会不公，一半是在批判世相坚硬。在滔滔言语中，方方面面劣迹斑斑。
这里气象万千的GDP、CBD、大剧院、文化广场、别墅区和全国一流的路网以及福利保障系统等并不能万众瞩目，千夫所指的是治安、污染、色情、民工荒，批评无边界，诅骂无禁忌，都在吊诡地、侧面地、持续地显示这座城市多元、开放、纷繁的现实。
更有意思的是，贬斥东莞的人士，许多是没有来过东莞或者从未接触过东莞的——这个奇怪的现象可作思考题，东莞为何成了人们本能反抗的城市题材？
我的第一个答案是：中国的制造业，东莞开了一扇门，此后，门里涌出种种乱相，人们要东莞负责。按照旧式的讲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千千万万的外来人，和东莞一起创造了财富和辉煌，而今东莞疑似独善其身，岂能不落下怨恨？
我的第二个答案是：这三十年，东莞重建了一切，但本钱不足。中国能出现如今的东莞，无疑是个奇迹，它不像当年深圳有国家支持，而是纯靠一己之力野长蛮成，天性勇猛，但修养还需经年，如何能以一夕之功做到尽善尽美，在中国这样的泛政治国家里，一个只有地级市建制的弹丸之地，要承担超过1000万人口的责任和义务，虽非完全不可解，但依照当下的情状，担子太重了。可大众不这样看，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标准对东莞重新估价，标准不同，岂能不种下恨结？
我的第三个答案是：东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本之一，在发展中也确有残酷的现实，批判者尤其是忧患意识强的原住民本身也在忧心和面对，批判是理所应当，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在批评的声浪中，东莞深远的文脉被忽略、人性的光芒被遮蔽，残酷的面相被夸大，三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岂能不人云亦云？
这些既是答案，也是悖论，我甚至怀疑这些悖论是永恒的，但悖论不妨碍形成大格局。
回到“敢性”一说，东莞可说是中国城市中的尼采，它预言“超人”降生——世界工厂果不其然就建在了家门口，它就是这样，说得出、做得到；它以类似于宣布“上帝死了”般的勇敢嬗变成了一个创造型的破坏者——如查阅东莞在国内外诸多领域上的作为，定会被它的敢性敢当、大破大立骇住，只是在出名出头这事上，它又成了只做不说的保守主义者；它崇尚骨子里一种不能忽视的权力意志——曾经有一度，东莞要提拔党政干部，有一个不成文的“两本”规矩：既要本地人，还得是本科，否则难以平步青云。
但要以此说东莞排外又不对，这只是个间歇的现象，倘若一直这样弄巧，势必成拙，东莞也就不可能出现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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