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工作者受到表扬
卫生保健组用“工作认真，积极负责，坚守岗位”这几句话来称赞参加吊唁工作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在人大会堂外边，在露天作业的大夫们有时冒着炎热的天气，有时还要顶着大雨，随叫随到，来回给出现不适症状的病人送药品。身为卫生部主管领导，刘湘屏、黄树则他们看到后感慨良多，几次使用了政治性言语来表述，激动得有些前后语不搭：“医务工作者都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种积极精神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
那几天数百名建筑工人夜以继日，正在天安门城楼前紧急搭建吊唁大会的主席台。人大会堂外边四个医疗点的值夜班大夫主动到工地进行巡回医疗，送去红糖姜水，并参加搭架子的劳动。9月15日《卫生保健简报》第七期记载这样一段短对话：“工人同志说，‘我们看到你们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受感动。’医务人员说，‘这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结果啊。’”这是最典型的1970年代政治用语，说者流露自然，用在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刻也是恰如其分的。
每日十万多人来到灵堂大厅瞻仰遗容，空气流通不畅，气味难免混杂。头两天仅由人民大会堂医务室负责大厅简易消毒一次，9月12日吊唁结束后采用点燃消毒香的办法，但仍无法解决空气混浊的问题。13日凌晨，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来人在北大厅东西两侧进行空气采样检菌，化验后发现并没有致病菌，杂菌数都不超过五十。这表明北大厅的空气尚属洁净，这让提心吊胆的相关领导松了一口气。
广场医疗站
紧接着的工作是18日下午三时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追悼大会的繁杂事宜，实际上在9月11日卫生保健组和市卫生局就已经拟定出完整的《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医疗救护站救护工作方案》，并获治丧领导机构批准。在方案中，拟建立医疗救护站34个，西至西单北大街，东至东单北大街，但重点还是放在天安门广场内。从东西标语塔至人民英雄纪念碑左右两侧共设14个医疗救护站，每个站设六名医务人员，其中三名医生三名护士、一名司机，由各单位自带救护车一辆。方案中明确规定，各救护站由所在医院的一名领导带队，负全部政治责任。
医疗救护工作总指挥站设在天安门红西四观礼台下，配备一辆机动车来回巡视应急。下设六个分指挥站，分别设立在公安部门口、历史博物馆西门、人大会堂东门、二十八中学门前、南池子南口东侧、原工会大楼门前，具体负责相近的几个救护站的联系工作。
有趣的是，依照多年天安门广场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各医疗救护站多以灯杆为建站标志。譬如，马克思像后36号灯杆为人民医院救护站、列宁像后9 号灯杆为积水潭医院、人大会堂西北角2号灯杆下为北医一院、人大会堂南门前14号灯杆下为北医三院、历史博物馆西北角前35号灯杆下为第六医院、二十八中门前115号灯杆下为儿童医院、方巾巷南口西侧16号灯杆下为日坛医院、南长街南口东侧62号灯杆下为复兴医院等等，灯杆醒目易找，也便于划分各自的主管区域。其它还如东、西两个标语塔，纪念碑东、西侧南北草坪也作为设站的重要标志。
各医疗站只备有一些急救药品及一般常见的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和中暑的中西医药品，再则是两张行军床、折叠床及担架，条件稍好的医院还能带上一部半导体心电图机、一两个氧气袋及保护药品的冰桶。这些就是当年北京所能具备的最好的急救家当，显示医疗条件的简陋和落后。为应对副主席台上中央领导的紧急情况，在西观礼台下也只是设几张简易病床，别无其他先进的抢救设备，由友谊医院机动小分队负责。
为备急需，卫生保健组还特意在友谊、朝阳、首都、北京、阜外等医院各设几张干部病床，并让其他综合医院有意腾空普通病床十几张，准备接受较重的病人。
三千人突然昏厥
追悼大会之前，中央治丧办公室负责人之一、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再三强调要注意安全保卫工作，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卫生保健组随之要求各接受任务单位，要党委领导挂帅，办好学习班，选好医务人员，并做好政治审查工作，保证不出医疗事故。
中央治丧委员会办公室事前向各单位下发了《群众参加追悼大会注意事项》，同样要求严格审查参加者的政治面貌，登记名单，指定负责人带队。再三强调：“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和捣乱。”并规定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带包，会前30分钟要列队肃立，不能随便走动。而各医疗点则要在当日上午8点 30分以前进驻规定位置，并各人自带一份午饭。
为防止失误，卫生保健组在9月16日晚上还提前演练一遍，35个医疗救护点的全体医务人员准时到达工作岗位，熟悉所在区域的情况。
追悼大会准时在9月18日下午三时举行，百万人站满了广场，气氛肃穆凝重。在开始播放哀乐、全场默哀肃立后的短短二三十分钟内，不同方队的三千二百多名参加者因“心情万分悲痛”而突然昏厥，先后晕倒虚脱在地，队形大乱，引发现场一片混乱和紧张。值勤的首都工人民兵和民警来回穿梭，手忙脚乱地把病人抬送到医疗点，历史博物馆西门一带的六个医疗点一下子集中了八百多名昏厥病人，三百多名病人也送到新华门医疗点。
人手吃紧，附近的几个医疗点闻讯赶紧派来几十位大夫支援。积水潭医院、工农兵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等单位参加追悼大会的医务人员，以及到场的各单位红医工、赤脚医生也主动跑出队伍，到医疗站抢救病人。（见1976年9月22日群众组织指挥组医疗救护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追悼大会医疗救护工作小结》）
救护人员把地毯、被子、塑料布等铺在地上让病人休息，采用针灸、西药、中西医结合等多种办法，就地抢救了大量病人。市卫生局9月24日《卫生工作简报》还透露，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抢救大量昏厥病人，和附近各单位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北京饭店、历史博物馆、公安部、轻工业部、旅游局、外贸部招待所、北京邮局、西长安街邮局、大风刀削面馆、原工会大楼内的部队和附近的居委会以及居民，他们主动送水、送桌子、椅子、床板、被褥、席子，邮局送邮包袋以及浓茶、白糖等，为抢救病人起到积极作用。
追悼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明显的医疗险情，只有两名虚脱者，一般患病21人，主席台下有九名警卫战士因过于劳累晕厥。整个追悼大会过程中，医保方面无一差错，平安度过，主事的刘湘屏、黄树则为此才能松一口气。9月18日当晚卫生保健组发出第九期简报，居然已经有了翔实的救治数字，其多其细令人惊讶： “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共诊治20126人，其中巡诊4449人。主要疾病有虚脱3259人，心血管疾病35人，脑血管病3人，其他一般疾病 16829人。”追悼大会之后，只有七人被安排送进医院治疗，其中有中毒性痢疾一人，急腹症一人，疑似脑炎一人，高烧待查一人，心脏病一人，休克二人。
市卫生局事后总结说，搞百万人大会的医疗救护工作，我们是第一次，没有经验，总的来看，为大会配备的医务人员只有三百五十多名，少了一些。但是幸亏依赖了层层建立的群众防病队伍：“参加追悼大会的群众队伍都是按班排连队组建的，每个连队有一名卫生员或赤脚医生、红医工，他们在抢救治病方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见1976年9月18日卫生保健组《卫生保健简报》第九期）
卫生保健组在事后小结中承认有两个存在的问题：一是在追悼大会中，由于思想准备不足，短时间内发生大量的昏厥病人，医护人员显得有些忙乱，经验不够；再则，会前没有疏通落实，救护车辆的票证问题未解决好，导致病人的转送受阻。
但是相对于规模上至百万、民情特殊的追悼大会来说，这几点问题已是微不足道。刘湘屏、黄树则他们在满意之余，向中央汇报中特意提到：“参加追悼大会的43个医疗点五百多名医务人员恳切要求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给他们安排一次瞻仰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容的机会。”
百万群众追悼大会的肃穆场景早已作为历史瞬间被世人铭记，“短时间三千多人集体昏厥”这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小细节，也可作为毛泽东时代最后一个有意味的事例，列入中国当代史的脚注之中。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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